米歇尔·福柯的小说分析理论(4)

　　福柯关于小说的分析的第二方面的看法,与第一方面的,即所谓知识考古学式的方法互为表里｡因为,尽管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更侧重于从方法上保证小说分析阅读的共时性､静态性｡而第二种方法,即语言中心论的观点更侧重于从研究对象上确保小说分析阅读的客观性､实在性｡两方面的看法的中心都是如何摈弃小说分析阅读时的主体性问题｡福柯曾指出:“文学与一个时代思维的所有其他文化形式和表现同属一个网络｡”{11}又说;“……文学就是人不停地消亡并让位给语言的那个场所｡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12}而且还进而认为:“整个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就是思维与知识的关系｡语言说出了文学所不知道的知识｡”{13}｡福柯的这些观点,显然与后期维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理论主张颇为接近｡

　　四

　　福柯有关小说分析的第三方面的观点,是关于小说中的隐喻的｡大致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昆提连的《修辞术》开始,隐喻一直是西方哲学､文学､语文学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课题｡在《关于小说的讨论》的最后一部分,主持人福柯与其他与会者也一同探讨了隐喻问题｡当然,这种探讨除了从修辞学传统上追根溯源外,参加讨论的人们更多的是探讨小说中隐喻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方面与隐喻的定义构成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人在隐喻中的作用有关｡福柯明确反对“把隐喻想成写作主体与世界之间”,福柯认为,隐喻其实是“语言内部的结构”｡{14}并说“语言修辞最终只能从语言本身来说解,而不能从世界来理解｡”{15}而在《词与物》中,福柯则谈到:

　　……在现代思想中,各种阐释方法恰与那些形式化技术相对:前者企图使语言在它自身之下,在最靠近通过它讲出,却又不依靠它而讲出的东西的地方讲话;后者则企图控制一切可能的语言,并企图通过可能讲出的东西之规律而悬置于语言之上｡阐释和形式化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两种重要的分析形式:说句老实话,我们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形式｡{16}

　　这里福柯对小说隐喻的重视,同样也要被放到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去考辨｡在福柯看来,诠释方法与形式化方法,其共同的可能性基底都是由语言的实在构成的,这两种方法,既有试图背离或互相转化的进程,同时也有两个方向交织起来的尝试｡与此相关联,人们对小说隐喻的态度,则直接涉及到重视哪一种方法的问题:是突出作家在隐喻中的创造性,从而走注释的道路,还是突出评论家对隐喻中的解析技术,从而走形式化的道路?抑或在两者之间给出某种折衷?对于福柯而言,他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折衷的模式｡正如他在《词与物》中对文学的一通评论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