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的小说分析理论(2)

　　从超现实主义者到《太凯尔》派,米歇尔·福柯显然对后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评价｡这其中的原因,表面上是后者“继承了一种经常被终止,被打断的探索”⑤,本质上则是《太凯尔》派从超现实主义的心理范畴中提取了那些诸如“极限”､“递”､“笑”､“疯狂”的所谓“思维体验”的范畴｡

　　二

　　福柯的这种小说观究竟有何价值或者创新之处呢?单单从这次小说讨论,甚至作为讨论主持人的一些断言性的结论,我们似乎殊难把握｡但是联系福柯另一本重要著作,即《知识考古学》中提供的方法,上述问题似乎就很容易看清楚了｡因为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其核心是“过去一向做为研究对象的线形连续正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⑥缘于此种方法,“那些被称为思想史､哲学史､思维史､还有文学史的学科……,人们的注意力都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⑦这样,以往那种把影响小说文本的传统､文化等因素作为连续性单位去考察则是不妥的,“而内部一致性的､合理性的,充绎链和并存性的描述才是合理的单位”｡因此,福柯对《太凯尔》派小说的肯定,用的正是他所主张的后来在《知识考古学》中系统化的方法,即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这种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正是把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历时/共时､静态/动态的二分法,即强调语言系统共时､静态分析与哲学､历史､文学等的研究结合到了一起｡正像另一位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分析方法运用到人类学中一样,福柯所主张的回归本文的历史考古学式的小说分析方法,其目的也正是在于尽可能还小说文本以本来面目,同时也是最大限度摈除阅读者､评论者的主体性纷扰,这样就会使小说文本作为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共时系统与历史断裂,阅读者和评论者更多地不是从与传统､文化､历史等的参照中寻求小说文本中作者的“所说”,而是把小说文本做为一种闭合系统,从中抽绎出能折射各种信息的“纲目”(或范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