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一种文化人格的历史流变(6)

　　所幸的是，古典侠风在豪侠一代淡化乃至失落的同时，却深刻地影响了东汉以降的士风，不可不谓侠义精神的强大。例如，“言必行、行必果、诺必诚”的侠义显然迥异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儒家思想，独尊儒术的东汉之士竟也极重然诺，奉持侠的伦理准则，范晔在《后汉书》中赞叹的“忠义重信，崇尚气节”的社会风气正是古典侠风浸染，其中范式言而有信的典故犹能说明此点：“范式字巨卿，山阳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酿酒。’至期，巨卿果至，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尽管只是东汉初年的故事，亦可见其时士人已受古典侠风的深度浸染，以“山阳死友”著称的范式上承朱家、郭解的遗风，恪守“厚施而薄望”的原则，地方官曾特别上书朝廷以表彰他的行状，这一事实犹能说明侠的行为在士大夫群体中已被承认为极高的道德准则了，仅此一点亦足以令儒家刮目。

　　无论如何，侠在两汉一代经历了一个衰落的过程，无怪乎后世艳传的侠之典范始终围绕汉初朱家、郭解等人。正如前文所述，多重原因导致了豪侠一代的悲剧结局，文化人格的堕落和扭曲便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同时，自《汉书》以后，中国正史中便再也没有“游侠”这一范畴了，正史不立“游侠传”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侠的社会功能的弱化乃至瓦解，侠作为社会集团的光辉岁月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场历史注定的悲剧却透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味。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侠的文化人格得以重建与复归的重大契机，并为侠在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死亡，意味着重生。

　　侠的高峰：剑侠与侠的泛化

　　自汉末至隋唐之际，正史上亦可见“豪侠”、“任侠”之记载，这显然与战乱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中国北方边境和胡族相邻，任侠尚武的风气自然留存不衰。然而，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大趋势业已形成，已经难以挽回，即使在略显武化逆转迹象的北朝一代，武装豪族也更像是日落前的回光返照，逐渐消逝在西天的那一抹残照中。不过，侠并没有消亡，他们在看似失去了一切之后却寻回了最重要的东西，并将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鼎盛之世，那便是唐代的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