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色彩与人生哲学——艾芜与许地山的“对话”(5)

　　不仅对于现存的国家法律和道德体系，即使相对于1930年代及其以后以社会批判姿态出现的左翼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异端色彩。起码它不是规范的“普罗”话语，甚至也不同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血与泪的文学”。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中搜寻出某些反阶级压迫或反帝讯息，比如有些篇章讲了旅店老板对雇工的剥削利用，缅甸的英国殖民者对当地汉族老板和傣族妇女的盘剥或侮辱。但南行系列小说中成就最高、给人印象最深的那些作品，其主旨却不在此，而在于表现某种生存哲学，肯定生命力的张扬。《七指人》实际表现的就是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另外，被郭沫若称颂的《松岭上》结尾处关于“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的”的观点，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作者为自我实现而离开父母远行，甚至20多年不回家探视，正与上述观点相关。

　　这些南行题材小说虽然主要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依据，并没有虚构理想人物，但大多数论者仍认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是因作者选材的独特奇特，二是因作者并非客观冷静地讲述，而是将自己的倾向旗帜鲜明地表现在作品中，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南行记·后记》)他对于那些冒险哲学、强者哲学、“钻缝子”哲学持理解同情态度，但在小说中明确表示并不完全赞同：他终于没有去贩私烟，也看不惯老头子、野猫子们的残酷，认为跟随他们“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他更没有去做偷马贼。虽然他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学的是人必须先吃饱肚子、处世需要奋斗，但他向往和追求的是真正的光明，不是苟且偷生。对于寸大哥，作者同情的成分似乎更多些：尽管他不愿困居一处，但决不为赚钱多而贩鸦片，也不去盗马，因为他不肯与过去的伙伴们为难。不过，对胡三爸式的快活乐观，作者既有所肯定，更表示出怀疑，结尾安排了他的横死，批评他“活得糊里糊涂”。其实，胡三爸的随遇而安哲学，未尝不和许地山笔下的尚洁惜官春桃们有些相似。只是青年艾芜始终持积极进取、崇尚反抗的人生态度，使他不可能接受这种哲学。《快活的人》可以看作与许地山小说宣示的人生哲学的一种对话，或是对于许作的艾芜式回答。

　　艾芜一辈子都有一种漂泊情结，这反映出他对于人生的探索，始终处于进行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