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色彩与人生哲学——艾芜与许地山的“对话”(2)

　　不知道艾芜早年是否被许地山表现异域风光的小说所吸引。我们推测他看过许的作品，当非虚妄。据作者自述，他在省城师范学校学习时，《小说月报》是他最喜欢读的书刊之一。他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时间是1921—1925年，此时许地山的《命命鸟》与《商人妇》等作品已在该刊发表。艾芜的成名作，也是他给人印象最深、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是《南行记》以及《南行记》初版八篇之外其他南行题材的小说。艾芜1925年的离家远行，逃婚是一个原因，更主要是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更精彩。他最终选择经云南去缅甸，除了经济的考虑，恐怕对边地生活与异域风光的向往与好奇，也是重要因素。在普罗文学逐渐占据主流的1930年代，《南行记》首先以其特有的异域情调引起文坛注意。

　　虽然许地山小说也以异域情调著称，但《南行记》与许地山异域传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大区别：他不是用自己某种既定的人生哲学去启示、引导或安慰读者。对于这时的艾芜来说，正确的人生哲学正处于探索寻求状态，他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头脑甚至脚板去发现并逐步获得的。而且，在漂泊生涯伊始，他并未准备终生从事文学创作。他本来是想通过半工半读，钻研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文学是他的业余爱好。在继续求学无望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文学。他说自己那时“对文艺的认识不足，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直到后来有一次看电影，他“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原〈南行记〉序》，《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朋友沙汀的鼓励劝勉下，才立志把文学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而一旦确立志向，他对于文学事业就表现出自己的忠诚。在与沙汀联名给鲁迅的著名信件里，表示：“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所以，在步入文坛之后，他虽然加入了左翼行列，却并未完全接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仍坚持对于人生的独立思考与不断求索，他最早的作品一开始还因此而被左翼刊物退稿。他的南行题材的小说，便是这种求索的记录。

　　《南行记》在双重意义上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它写的是漂泊中的作者在由滇赴缅途中的所见所闻，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对人生意义、人生哲学的探求历程。这种探求在这本小说集中用的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在写于1963年的《〈南行记〉后记》里，艾芜曾说：“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这些南行作品共同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对于当时的流社会来说处于边缘地位的各种化外之民、法外之民的独特生存状态与人生哲学。其中，有几篇主要表现作者自身经历的，如《人生哲学的一课》《在茅草地》，它们表现作者本人探寻人生真谛的身心历程;给人印象更深的，是那些重点展示边地特殊职业人物生存状态及其人生哲学的小说，最典型的是《快活的人》《荒山上》《月夜》《森林中》《山峡中》《我的旅伴》《山中送客记》《偷马贼》《私烟贩子》《寸大哥》《我们的友人》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法外之民生活的有《水浒传》。在艾芜之前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穆时英的《南北极》写的法外之民远不如艾芜南行小说中的人物那么亲切、真切、细腻，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虽多是化外之民，但主要还不是法外特殊职业者。是艾芜首次那么贴近地让我们了解了那些人的生存状态，并真实可信地揭示了其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