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当前的问题不是消费能力低，而是消费意愿弱

　　当前，总体消费放缓正困扰着中国经济。但矛盾的是，一些新消费企业却以很高的增速在狂飙，传统消费则在低增长中挣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撕裂的情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认为，居民消费能力其实并不低，真正的问题在于消费意愿弱。同时，消费正从注重功能满足到注重情绪价值，从外在驱动到内在驱动。破局的关键不在于"补能力"，而在于"提意愿"。通过制度性变革改善预期、释放内生需求，远比短期刺激更温和、更可持续。

　　当我们讨论促消费时，通常会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其实并不低。换句话说，大家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不愿花，收入中有很大比例被存储起来了。

　　2023年，各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即消费率），美国高达67.7%，英国为61.8%，加拿大为55.2%，日本为53.6%，欧盟为52.6%，韩国为48.1%，而中国仅为39.6%，明显低于其他样本国家的平均水平。

　　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可以分解为两个因素的乘积：消费能力（居民收入/GDP）和消费意愿（居民消费/居民收入）。202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消费能力）为60.8%，高于德国的58.0%、日本的57.0%、加拿大的56.7%。然而，中国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的比值（消费意愿）却显著低于其他样本国家95.1%的平均水平。

　　这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并不低，问题主要出在消费意愿上。目前，许多促消费的政策都集中在补消费能力上，如促就业、增收入、加大民生兜底，这些固然必要，但如果消费意愿不足，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真正的破局之道是把政策重心从"补能力"转向"提意愿"，通过改善预期来释放内生性需求，这远比短期一次性刺激更温和、更可持续。

　　我们正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

　　如果把当今世界与20世纪30年代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性。

　　1929年经济大萧条引发全球性经济崩溃，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扩大。今天呢？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部分国家通胀高企，青年失业问题突出。

　　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崛起，德国的纳粹政权、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相继登场。今天呢？欧美右翼民粹政党利用社会不满扩大影响力，反移民、反全球化情绪持续上升。

　　20世纪30年代各国广泛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全球贸易萎缩。今天呢？中美贸易战、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和友岸外包等政策盛行，WTO等多边机制被削弱。

　　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导致工人大规模失业，阶级对立激化，罢工与抗议频发。今天呢？自动化与AI威胁传统就业，房价与生活成本危机引发躺平现象，千禧一代与婴儿潮一代之间的财富鸿沟不断扩大。

　　可以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

　　同时，全球化也正在重构，从"一球"走向"两个半球"。

　　调研数据显示，全球供应链瓶颈和贸易物流中断已成为企业未来12~18个月最大的风险因素，占比高达89%，原材料价格上涨（67%）、能源危机（64%）、税收上升（60%）、地缘政治动荡（57%）紧随其后。同时，"回流"（Onshoring）、"回迁"（Re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等术语在美国上市公司财报会议中的提及次数从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急剧上升，企业正在用脚投票，重新布局全球供应链。

　　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地缘经济的深刻转变。中美贸易失衡的背后，实际上是两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为17.13%，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高达28.86%，消费占全球比重却仅为13.06%。美国恰恰相反，GDP占全球比重为24.90%，制造业仅占16.13%，但消费占比高达26.71%。一边是"世界工厂"，一边是"世界消费者"，这种失衡能解释中美当前的很多问题。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储蓄国。1990年，中国在全球储蓄中的占比还不到5%，到2024年已接近30%，超过了欧盟和美国。高储蓄支撑了高投资和高出口，但也意味着消费的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