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的灵魂: 经典阅读，还是论证？(10)

　　知道了什么叫“论证”， 我们也就自然知道了什么叫“论证训练”。这种训练的实质，就是帮助学生用更为条理化的方式来阐述支持或者反对某种观点的理由。在这种训练过程中，教师将尽量从一些常识能够接受的事例出发，引申出一个可供讨论的哲学观点，并逐一检查支持或反对它的论证各自的可接受性(比如，伦理学的教师可以先提出“牺牲99条生命以换取199条生命是否正当?”这个问题，然后考察义务论和功利论对该问题的不同解答，最后再详细讨论哪些哲学论证会支持义务论，哪些哲学论证会支持)。在这种教学活动中，教师将不关心某论证是否被哲学大师所提及过，也不会关心某论证是否投合教师本人的哲学观点。教师的注意力将放在如下议题之上：

　　1. 对于被讨论的哲学观点而言，被检验的论证是否是相关的、切题的?

　　2. 为何被检验的论证的前提是真的?它们本身是否以别的前提的真为前提?

　　3. 为何被检验的论证的推演步骤(无论是演绎的、归纳的，还是类比的)是合法的?若是非法的，哪一步是非法的?其相关理由是什么?

　　由此看来，论证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讲道理的本领，而不是为了灌输道理本身，甚至也不是为了让学生熟悉前人讲道理的历史(即熟读哲学经典)。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资源内迅速切入哲学问题本身，而不至于一些外围的事项而浪费时间。同时，由于学生会在这种训练中接触到针对一个议题之正反两面的大量论证，他们也就会渐渐习惯于周全、缜密的思维方式，这对提高学生的通用问题解决能力乃是非常有利的。

　　主张强化经典阅读训练的读者可能会反驳笔者说，同样的教学目的也可以通过经典阅读来达到。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意见似乎多少有点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西方经典哲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大论证嵌套小论证的“论证连环套”，只不过论证形式的明晰程度彼此不同罢了。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教师的教学活动，总是得倚仗国外 哲学家所完成的现成论证样本，而不能凭空展开。但请别忘记了，现在国内学术圈所说的“经典阅读”，往往就是指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文献(最晚是上世纪前半叶的文献);而我这里所说的“论证训练”所依据的样本文献，主要是指当代英美哲学家为英语国家的哲学本科生所撰写的教材(其中有些文本甚至是在新世纪出版的)。概而言之，这两类文献样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现当代文献的论证结构往往很清楚，让读者一看就懂;而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中的论证结构，却往往需要读者的提炼才能够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