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域中的“新生代”小说创作

 　　自1990年代崛起以来,“新生代”创作至今方兴未艾｡对于这一文艺群落,理论界曾采用了不同的名称,如“新生代”､“晚生代”､“90年代新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群”等｡其所涉及的作者大致包括韩东､朱文､鲁羊､邱华栋､张旻､刘继明､毕飞宇､徐坤､何顿､王彪､刁斗､述平､东西､李冯､鬼子､丁天､李大卫､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卫慧､棉棉等｡应该说,他们的创作相互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即他们都力图与传统实行“断裂”,以个人化姿态直接面对当下进行写作,着眼于今日中国的日常生活状态,将经典性叙事进行一番现象学的剥解还原｡一直以来,文论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在此,笔者尝试着从现象学这一视角,把“新生代”创作纳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整体框架和历史流变中,进行某种程度的史学对照和美学阐释,以期对“新生代”的价值和缺憾有进一步的认识｡

　　新生代作家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生活视野和成长历程｡他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历史的苦难天然地与他们无缘,他们的生命因此少了深重的政治历史记忆;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当代社会,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转型时代:市场经济大潮兴起,商品意识日益勃兴,物质欲望迅速膨胀,传统价值逐渐失范,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变动的文化氛围使得他们“既无需为时代‘伟大叙事’而焦虑,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反动观念性､使命感､集体性的以及形式与内容相对立的诸种小说传统”｡[1]因而,新生代作家对80年代的群体化､社会化､精英化写作常持反拨态度,他们不再担当阐释真理的义务和权力,不再企求建立某种严肃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他们转而把当下世俗生活置于首位,关注现代个体生存状态的真切感受和自我抒写｡

　　新生代作家不追求创作的史诗意味,不营构作品的宏大构架,而主张“平面呈现式的现象学写作”[2],现象学之“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无疑助长了他们表现生活“原生状态”的吁求｡那么,文学创作怎样才能返回到事物本身的“原生状态”呢?在新生代作家看来,经由一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对生活表象加以抽丝剥茧和拼接,文学就能如愿以偿地“回到事物本身”,使被以往的文学,特别是被以崇高为旨归的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日常经验和事物自我显示出来｡对此,文论家王干论新写实的表述也颇为适用:“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述说世界的原生态｡具体地说,就是作家把自己创作的情感降低到零度,以避免作家的主体情感和主体意向的干扰,对生活进行纯粹的客观还原,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实性｡”[3]此种创作姿态自然造成了他们那种平面化､无中心化的创作特征,那些“宏伟意义”､那些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式的“巨型语言”全被“加括号”而“悬置”,只有那些生活表象是他们关注的世界,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构成了他们写作的基本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