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域中的“新生代”小说创作(7)

　　其二,“新生代”小说大多“悬置”了传统现实主义那种道德的关注､价值的评判､理想的瞻望,只述说人物在食色这一层面上“活着”的状态,对于人的享乐本能不再采取理性的批判目光,而是包容它､接近它､认可它｡他们着意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自私的追求､真切的痛感,在对传统的颠覆中努力消解作品的意义｡如朱文的《我爱美元》描写主人公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王彪的《欲望》描绘高中生与女戏子的变态性爱,刁斗的《英雄》叙写被判患不治之症的售票员与诸多女性的关系等,都注重真实生活的描绘而缺少善与美的观照｡在大面积的生活表象的包围中,新生代作家常盲目地认同并迎合现实生活中各种庸俗的价值观,或者干脆退守到自身狭隘的生活空间,书写各种隐秘的欲望场景｡其审美的个人主义､现象主义､感官主义客观上可能会误导大众意识陷于物质､欲望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其三,“新生代”小说追求新写实式的“现象还原”,追求本色的描述和逼真的摹写,以期更好地贴近读者､贴近生活｡新生代的人物不再如梦呓般生存,不再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新生代回到了生活本身｡但他们在刻意标榜“个人化写作”立场时,却保留了先锋派的冷漠和孤独,每个人依然象是喃喃独语｡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虽然是一种个人判断,但却暗含着普遍性的诉求,新生代的私语､独白无疑少了这层“普遍性的诉求”｡某些新生代作家(如邱华栋等人)也尝试着像先锋作家一样,写出现代人关于生存的焦灼､苦闷､彷徨､孤独乃至绝望的心理真实和本真状态,但当他们试图去揭示这种生活的内在本质,去表现他们的生存困境时,却在重复现代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的那些现成的命题,诸如人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存在的绝对意义､西西弗斯式的生存悲剧等｡而且大部分描写还停留在表层,并没有真正出现直逼现实生活灵魂,给人以深刻心灵震撼的力作｡这样的文本更多地具有现象认知的意义,而难以承担思想提升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