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悲剧时代的来临——评余华《活着》(3)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潜在的悲剧性并没有贯彻到底。余华还是忍不住为他无解的问题做出了回答，虚假地使悲剧获得了解决。原因在于套中套的叙事模式使悲剧得到缓冲。余华采用了双重的限制性叙事视角，一是福贵的追叙，一是“我”的转叙。双重循环叙事使悲剧的实际发生与读者拉开了距离。福贵的追叙，虽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却不是完全的限制性叙述视角。限制性叙述视角由于叙述人知道得比人物还少，所以悲剧的每一次降临对读者的打击甚至会超乎人物，这样悲剧就会像上帝的惩罚一样没有理由的突如其来，悲剧就会变成文本中的戏剧。而福贵的追叙是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于是这种视角取得了全知叙述视角的所有叙述便利，同时还承载了福贵自己事前事后的感情。这样悲剧每一次降临之前叙述人都做充分蓄势，而悲剧发生之时则可以极尽渲染，悲剧发生之后更可以用自己的痛定思痛加强悲剧的感染力度。这样叙事的重心就悄悄的偏离了悲剧自身转向了悲剧的感染力，于是，悲剧叙事也就变成了苦难叙事，叙事方向不指向读者的理解和反思，而是指向读者悲悯的情感。而福贵的追叙又被包裹于我的转叙之中。我作为一个民歌采集者，与老年的福贵相遇，聆听他一生的悲苦命运，“我”叙述的主要内容和重心就是福贵老年的生活状态。而在这样的叙述中，一个无奈而豁达、幽默又坚强、历尽沧桑但仍坚韧执着于“活着”的普通中国农民、普通中国人、普通人的形象赫然而立。福贵的叙述潜在的包含了一个悲剧性问题，那就是死亡逼出的人生如何可能的问题，“我”的叙述则对此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福贵的生活状态。福贵和“我”的双重叙事之间构成问答，但并没有构成复调，显然，《活着》的叙事已经全面复归传统，不再具有先锋叙事的锋芒，这样无解的人生悖论就获得了解决。然而这种解决是虚假的，因为余华设定的悲剧冲突是无解的，另外，由同情和过度渲染支撑的福贵的坚韧活着的生活状态，不过是一种犬儒似的人生态度。因此悲剧其实并没有以悲剧结束。余华最终从先锋悲剧叙事的最高峰后撤，回归了传统。在这种回归中，人生的悲剧性被决堤般的同情和感慨所淹没，真正的悲剧不复存在，先锋悲剧叙事最终演化为苦难叙事。先锋之后，苦难叙事有增无减，但已都不再是悲剧叙事，这就是后悲剧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