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3)

　　记者：《生死十日谈》关注的是农村中的自杀人群，他们是现代乡村生活的一个侧影，在他们身后，是城乡差距、留守妻儿、农村大学生、老年人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是在现代乡村建设过程中人们观念、思想、情感种种复杂的碰撞、冲击，这些对生命选择极端处理方式的人们和留下来的亲人，他们经历着这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文学反映生活，对您而言，是否是出于一位作家的义务或者说是自觉，记录下了这个时代农村的生活、情感、命运和它存在的种种问题?

　　孙惠芬：这是一次不期然的写作。在此之前，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是要写另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关乎这个时代的乡村、当下，乡村城市化，想为这个时代的乡村和当下留下自己的笔墨，有自觉的成分。可是遇到《生死十日谈》，我居然不自觉地把另一部作品放下了，我倾其所有，彻底地把自己沉浸在这部作品里了，它的精神面貌，在某些地方，符合我对想象中那部作品的期待，但也有意料之外，比如：在这部作品里，我写出了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这在采访自杀之前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我觉得我做到了，不但如此，它几乎是牵引我走进《生死十日谈》的灵魂所在。所以，我特别感激在2010年那个冬天推动我走出家门的朋友，感激我的同乡好友树华，感激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

　　记者：文中，自杀者有很多是女性，有为“一泡屎”自杀的婆媳二人、被丈夫抛弃的赵凤、回乡的女大学生耿晓云，也有许多被留下的女性，跳大神的徐大仙、将小儿子洞房给了大儿子的万母、为糖尿病丈夫自杀的李燕……女性处于各种关系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女性是乡村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坚韧者，她们的命运总是让人特别关注。《生死十日谈》也是如此，一个个女性十分凸显，为何对乡村女性命运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