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2)

　　记者：作为一位致力于书写农村人物生活和命运的作家，您对农村可以说相当了解，但是当您直面中国农村的自杀人群和他们留下来的亲人、亲身接触那些“被访者”、深入了解他们与“目标人”的生活乃至细微入理的情感、心理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惠芬：多年来我确实一直在书写乡村，但这并不意味我对乡村“相当了解”，应该说，随着在城市里生活时间的拉长，我对农村已经相当的不了解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2011年至2012年两年的“放逐”乡村，无论我跟踪多少自杀故事，都写不了《生死十日谈》。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更宏阔的背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那些“被访者”和“目标人”的心理、情感，才有可能在心灵的经纬上着笔，就像绘制地图时需要的比例和坐标。当然，能写这部书，能在书中谈论生死，同样跟我知天命的年龄有关，这是后话。

　　严格说来，面对“被访者”和“目标人”，当时的感受并不比回家看录像时更痛苦，因为人在秋天的乡村大地上游走，满眼都是金灿灿的田野，情绪会得到一次次释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书中不断写到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关系，因为我发现了自然的力量。而回到家里，情绪的阴霾包裹在一个屋子里，它们的重量越发难以承受……或许正因为如此，写作的情绪才格外饱满。

　　记者：进一步地说，您怎么看待这些农村自杀事件?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农村自杀群?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也与现代乡村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关?

　　孙惠芬：说心里话，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后来从树华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自杀百分之八十都发生在乡村，而我的故乡，自杀率只比全球的平均水平———万分之十六高一个百分点，万分之十七。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实际上，自杀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无论亚洲还是欧洲美洲，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自杀永远存在。昨天电视《世界周刊》就报道了一个美国二十六岁电脑奇才施瓦兹的自杀故事。任何故事都离不开它发生发展的时代和环境，乡村的自杀，自然离不开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写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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