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崔健和他的年代(11)

　　尽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访，但从来都只说观点，极少提及具体现实，更不用说心理动作了。公众和媒体只能从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窥测一二。“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

　　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

　　“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

　　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

　　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

　　2000年10月9日，崔健参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为宣传反盗版联合发起的大型演唱会，“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力量总动员”，经过一番至今不能详说的运作，文化部允许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出名单上。陈戈说，此举是北京方面后来逐渐敢于放开对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质是公益的，而且“国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继续打这种擦边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

　　2004年初，陈戈和崔健的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由于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他的公司几乎收不到唱片版税，濒临倒闭。

　　也在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为伍佰的北京演唱会当演出嘉宾，他自己买了些票送给朋友。曹军是受赠者之一。他说：“我终于能在北京演了，你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