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岑：架上写意的“变”与“不变”(2)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派写意油画的发展从之前重视手法上将中国画的表现程式如单线平涂、移动透视、画面留白等与西洋画表现语言的直接结合，渐渐发展为对绘画中主观的、表现性语言的锤炼，即用极其个人化且纯正的油画语言，来表达个人的艺术观点;表现手法也日益丰富，不仅如前辈画家一样受到印象派、野兽派和古典主义的影响，更受到前苏联巡回画派、荷兰小画派、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英国具象表现主义等各种流派的多元启示。当然中国画中的用笔、人物造型、意境等仍然是架上写意的重要源泉之一。具体说来，新中国建立后的海派架上写意表现手法大致演变成两个方向，一个是在学院背景下和一定的游戏规则内，把西方的光影和中国传统线条有机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中国当代油画的哲思和诗意韵味。另一个方向是在当代文化的背景下，对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等艺术家的民族化道路进行重新思考和演绎。

　　　新的课题与后现代以后

　　1980年代之后，对“形式感”和架上写意的深入探讨大致演变成两个方向。其中一部分艺术家执着于对海派前辈艺术家油画民族化道路的重新思考和演绎。

　　1980年代初，当国内绝大多数画家都依赖于写生，对古典写实主义表现出异常迷恋之时，海派艺术家陈均德已经在用表现主义、野兽派和中国画的线条在风景、静物的题材上自由挥洒了。他的色彩既饱和又响亮，而在当时，国内这样大胆地几乎是用原色作画的画家还非常少见。那红色的屋顶、精致的路灯、茂密的法国梧桐在强烈的绘画语言中错落有致，映衬着那条也许画家本人曾无数遍走过的马路。而画家王劼音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对形式感兴趣的人。他往来于版画与油画之间，习惯于借用版画的平面性与中国画的山水、花鸟形象，有机巧妙地将它们统一在一张画面中。两位艺术家通过将中国大写意和西方表现主义精神的合理结合，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和敏感度。他们的艺术控制力，包括用笔的自由、画面的节奏等也反映出海派民族化写意道路的新气象。

　　然而，随着国门的不断开放，各种新思潮接连涌入，伤痕美术、“85新潮”等运动风起云涌。当陈旧的“学院主义”受到攻击和挑战，绝大多数的年轻艺术家纷纷逃离学院之时，俞晓夫等却冷静地坚守在学院的阵地上，对学院的保守性进行反思，并开启了海派架上写意另一条“新学院主义”的探索之路。

　　1984年，在国内绝大多数艺术家还沉醉于写实细节刻画之时，生长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俞晓夫却以一幅《我，轻轻地敲门》重重地叩问了当时陈旧的“学院主义”。艺术批评家水天中曾在世纪之交论上海“新架上”绘画时谈道，“俞晓夫等画家的具象绘画明确地告诉世人，具象不仅仅是刻画表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递个人的情感和艺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