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软实力”(1)_聚焦_光明网(组图)

　　编者按：今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应邀来华访问，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发表演讲。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陪同约瑟夫·奈赴山东大学演讲，并担任演讲主评嘉宾。期间，张国祚和约瑟夫·奈围绕软实力、文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对话。本刊摘要刊发对话内容，以期对文化软实力研究有所裨益。

　　张国祚现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

　　约瑟夫·奈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卡特总统的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兼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概念。

　　人物素描：郭红松

　　张国祚：约瑟夫·奈先生，您具有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是位有影响的美国政界人物。特别是您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为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作出独到的贡献。随着我们中国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您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约瑟夫·奈：谢谢！我读过您的文章。

　　张国祚：谢谢！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关于“软实力”概念提出的背景吗？

　　约瑟夫·奈：权力是影响他者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可以通过胁迫、收买或吸引力来实现。1939年，英国 现实主义者卡尔（E·H· Carr）把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舆论控制权）。这对我很有启发，军事权体现胁迫力，经济权体现收买力，这两者都是硬实力，而话语权则体现一种吸引力。所以，我就把通过吸引和说服获得更优结果的能力概括为“软实力”。

　　张国祚：这一概括很生动、很形象，也很科学，它揭示了吸引、说服、诱导、拉拢等力量发挥作用的本质和方式，突出了其有别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发挥作用的特点。

　　约瑟夫·奈：谢谢！“软实力”这个概念可能是新的，但概念表示的行为并不是新东西。虽然我在关于美国权力的书中再次明确了软实力这个概念，但并没有什么美国特色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化对软实力就有很好的理解，虽然没有使用这一专有名词。

　　张国祚：您很谦虚，但陈述的也是事实。我们中国人对“软实力”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老子的“无为而治”，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等，都是关于运用“软实力”的精辟论断。

　　约瑟夫·奈：您说中国学者对“软实力”概念有不同理解，有什么不同？

　　张国祚：任何学说，任何学术概念的内涵，在其传播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主要强调“文化软实力”，我们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根本源泉。没有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没有文化深度的软实力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广度的软实力是狭隘的，没有文化开放的软实力是封闭的。文化在软实力中居于灵魂地位，发挥经纬作用。灵魂，说明文化决定软实力发展和使用的方向；经纬，说明文化渗透到软实力各个环节和要素中。您所说的“政治价值”和“对外政策”，都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事实上，我们赋予软实力的功能已不仅仅是外交权谋和国际战略，而是把它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我们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的作品鼓舞人”等，都是在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约瑟夫·奈：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现在，中国已有数百篇关于“软实力”的文章发表。这个术语已经进入中国官方语言。中国也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对中国来讲，发展“软实力”是明智战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就颇具吸引力。社会和谐、礼仪、孝道、同情原则等儒家价值影响了东亚地区。但今日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远不是美国或欧洲的对手。

　　张国祚：仅从新闻媒体影响、电影电视和动漫等科技文化产业影响来看，您说得对，中国的软实力远不如美国和欧洲，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所承认的“西强我弱”。这是个事实。但我们还要看到，中国有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的国情，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主要不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而是来自我们党和政府的作用。例如，我们的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无可争议地树立了中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所有这些，都不是靠非政府组织作用，而恰恰是政府的组织力、感召力、动员力、凝聚力之使然。客观公正地说，今日中国文化、新闻、舆论的开放自由程度，要超过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您能应邀到中国来公开演讲，本身就是中国文化、新闻、舆论开放、自由的一个证明。

　　约瑟夫·奈：您的诗《珍惜吧，我们有缘》有些像康德的哲学观点，我很赞同。我和您的对话很愉快。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如果忽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进步，也是很愚蠢的。幸好，这些进步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利的。软实力不必是一个国家的获益而其他国家受损害的零和游戏。例如，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更加相互吸引，双方冲突的可能性会减小。如果中国软实力的崛起降低了双方冲突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正和（互利）关系。

　　张国祚：的确，我也很愉快，我们确实可以成为朋友。这不是因为我们观点完全一致，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坦诚交流。贵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中国知识界的名气也比较大，他写过《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等著作，又写了《成都模式》。他的观点未必都对，但由于他长期深入中国调查研究，所以他的著作，既能指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有比较深刻独到的看法，有一般西方学者所达不到的深度。欢迎您多来中国。如能时间长一些，搞点深入调研，多看多听，我相信，以您的睿智，对中国一定会了解更深。中美两国只要能够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彼此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就会减少误判、深化合作、实现双赢。就会像您说的那样，中美关系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正和关系”。凭两国人民和政府的智慧，我们应该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