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颓废淫靡风气 文人为何以得花柳病为荣？
有人说，明朝文人有些另类，与唐代文人的大气磅礴不同，与宋代文人的宽仁大度不同，明代文人大都处世固执，做事偏激，为了某些不切实际的名声名誉、道统传统而争论不息，实则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这话说得有些言过其实，应该说，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类，而是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的极端风气太另类。
明朝嘉靖年间，曾发生围绕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君臣论战的所谓大礼仪事件，就因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个文官群体却如临大敌，誓死扞卫所谓的正统，一定要争论出个名正言顺才肯罢休。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来又发生了红丸案、移宫案等等，无不反映了整个明朝文人这种极端的倾向：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为的是个人的名节，不惜采取对抗皇帝的行动。
明朝文人们似乎以当众顶撞皇帝而被打屁股这样极端的事情为荣，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忠君爱国的狂热理想。
朝廷官场上明朝文人的极端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民间文人的风气，以致于有的明朝文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然以暴露无耻为卖点，把得了性病的事情写入诗文大加高调宣扬，这种得了性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情，真实反映了潜藏在明朝文人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
当时，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明朝着名文人屠隆之死、另一位着名明朝文人汤显祖为其写诗以叙朋友之情的一件事。
长期沉溺于男欢女爱，整日纵情于声色之乐，在给屠长卿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十二年，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隆，因为在当朝宰相张居正的大丧期间招惹风尘女子，有失朝庭官员颜面，而被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削籍回家。
削官后的屠隆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隆在把感情寄托到青楼妓女身上的同时，青楼妓女也就把花柳病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屠隆死的前一年，汤显祖为了屠隆的性病生活竟然一口气写了十首诗，并把题目定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寄给了时在卧病之中的屠拢
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花柳病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这位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但死于梅毒这种风流病的，明朝文人屠隆却是第一个。
可以说，屠隆风流出格，放纵自我，肉欲横流，与桃花柳杏厮混，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而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的文字记录。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炽热的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明朝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明朝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出卖身体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隆，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多年，明朝文人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而当年的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无疑是一位超级粉丝，即便是当今的疯狂的追星族也难以望其项背。
小编陋见：像明朝文人屠隆这样的风流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本是一件不必十分隐秘的事情。但是，得了花柳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文人汤显祖却把此事视作风流，不但不觉得这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反而堂而皇之让这件事进诗入文，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高调宣扬。这无疑是明朝文人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真实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