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真:李洱小说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一

　　李洱说，“我喜欢写出文化上的复杂性”。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复杂性”应该包含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人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复杂性，还有文学的处境、写作语境的复杂性等等。因此要讨论李洱小说的个性特质和他的文学追求，都应该也可以从“复杂性”如何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入手。

　　在《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复杂性是一种显见特征，读者会很自然地从中体会到复杂性的诸种所指。批评家们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和阐释。如南帆谈到，《花腔》“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成规。拼贴，戏说，持续移动的能指链后找不到终极的所指——种种解构主义式的玄思妙想开始酝酿”，“有意呈现的多种陈述暴露了历史话语背后曾经隐藏的生动建构：七嘴八舌，东鳞西爪，莫衷一是;尤其有趣的是，许多分歧的问题并未在《花腔》的结局中出现一个尘埃落定的结论”①;还有人谈到《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叙事的缜密”和“隐喻的超越”②，等等。如果说长篇小说在表现复杂性方面有其文体自身的优势，不足为奇，那么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的作为，则更能说明作家看取现实的独具慧眼和独特的审美气质。实际上，在发表于1999年的《遗忘》中，以上所说的诸种复杂性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即使在一些单纯的故事，例如更早的写于90年代初期的小说《加歇医生》、《导师死了》中，对“复杂性”追求也是叙事的核心。《导师死了》的叙事人“我”是一位研究生，“我”的讲述语调是敬仰和谨慎的——自始至终将吴之刚称呼“导师”即是典型例证。读者从中似乎可以体味一个学生对导师的一种理想态度，但是，我们经验中的学生对导师敬重、爱戴以及传统观念的师道尊严仅仅维系在这个称呼上，因为由“我”讲述的一系列亲历的事件、场景、细节，传达出的是导师那种畏葸和无奈的生存状态。作者赋予讲述者的叙事语气和态度与所讲述的事件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学生越是要对导师抱以尊重和同情，导师的形象就越显得琐屑;叙述语气越是克制、隐忍，导师那极度压抑下的情感情绪就越有可能潜藏着危险。在这个充满矛盾张力语境中，即便读者明显感到主人公吴之刚在精神上仿佛已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但对待这个人物的态度却是十分地含混，无法在怜悯、激愤和唾弃中取其任何一种。直至小说结尾，“导师”的精神坍塌继之以肉体自戕，而归于彻底毁灭，故事已然了结，作家何以还要在写尽了导师的朋友(疗养院院长)、导师的前妻、导师的导师各色人等对导师的种种举动和态度之后，特别安排作为弟子的“我”和导师的恋人再次出场，一起为他的书设计了一个寓意“凤凰更生”的封面呢?从文本接受的效果看，它除了再次突出、应验人心的复杂，更将文本的复杂性延续到读者心中，演变为一种反应机制。再如《加歇医生》中的主人公加歇医生，读者是在他得病之后的孤立无助、敏感脆弱的处境中认识他的，不由对他产生了共鸣和同情，他也因为病入膏肓而开始反省甚至忏悔，叙事人正是借反省和忏悔这种具有良知甚至圣洁意味的心理活动，暴露出他的过往行为的邪恶，使我们不由得在怜悯中对他抱有憎恶，但读者的愤怒的情感反应刚一产生，紧接着又看到弥留时刻的加歇怎样在内心深处悔罪，怎样返朴归真一如纯洁的婴儿。如果说，文本的复杂性得之于作家对待现实的怀疑主义态度，那么我们从这两个作品感受到人物的复杂性时却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