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学是个人的事，但莫言仍必须感谢国家

 　　2012年12月11日晚，莫言终于身穿燕尾服，在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象征世界文学 荣誉的金质奖章、证书以及奖金支票。从现场照片来看，那身黑色燕尾礼服搭白色领结，再配上莫言中国味道的面孔和身躯，一切均可称得上“完美”。

　　事实上，无论是此前穿西装，还是宣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演讲题目为“Storyman”)时穿的新式中山装———不管哪种场合，莫言这一次都表现得从容而得体。

　　这个来自乡村的农民之子，毫不费力地跨越了种种沟堑：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世纪，乡村与城市，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与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国家作协副主席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从这个时刻及以后，作家莫言和他的作品一起从此不朽。

　　在经历种种情绪之后，必须承认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地方，硕大吊灯里其实没有巨蟒。由此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莫言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让莫言从此“不朽”?

　　答案一开始就很清楚，是这个国家。正是国家的神奇，让莫言的文学变得足够神奇。颁奖词中称，莫言的天赋能力是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实际上，莫言比他的作品更真实。作为作家，他的外表看似木讷，实则内心清明。他的人生哲学是“活着并更好活着”，他善于在夹缝中寻找道德与危险的平衡点，他刻意保持一种含混的价值观，他在是非面前本能地展示出一种机敏与灵活———这实在是眼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实”。

　　另一方面，在莫言的文学王国里，“饥饿”(无论是食物的缺乏、性的缺失或人之品行的匮乏)这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正是中国人曾经生活的最真实写照。

　　莫言最终以自己讲故事的天赋，以魔幻的表达方式回应了种种神奇，并创造了另一个犹如现实镜像的国度。实际上，如同李安电影中少年pi所讲的两个故事一样，很难说，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一个世界是虚拟的。

　　当莫言用略带山东口音但已足够标准的普通话发表演说的时候，那一刻，他和传统的讲故事的人比如蒲松龄如此接近。没错，讲故事的传统属于中国，但是，讲故事的莫言已经并非蒲松龄的天才继承者，因为传统已经不复存在。

　　面对莫言的“Storyman”演讲稿，国内议论无数。面对这片混乱，莫言呈现出了他的民间立场，这也是他演讲中最重要的一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