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VS刘震云：一九四二年的相遇

　　付艳霞

　　两个少年的1942

　　1942年，河南大旱，麦收不足三成，交了租子、交了军粮、交了赋税之后，人只能饿肚子。一个叫花爪的少年那时候十五六岁的年纪，怕饿死，一家人到山西逃荒。他爹推着独轮车，他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着锅碗瓢盆，箩筐里挑着小孩。一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到了洛阳，赶上了天主教堂办的粥场。他闻着粮食的香味儿，挤在打粥的人群中，不料被国民党胡宗南部抓了兵，当即就上了中条山前线。子弹在天上飞，刚结识的兄弟接连倒下，他害怕了，没几天就当了逃兵……

　　他活了下来，解放后还当上了 的村支书，一当就是24年。提起1942年的大旱，他没有庆幸自己不是饿死的三百万分之一，而是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当逃兵。他说：若是当年不当逃兵，就会随部队去台湾，就可以以台胞的身份回河南，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连县长都得派车去接。还是当年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只知道活命。1942年，这个少年在不知不觉中闯过了饿死和战死两个关卡，成了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和讲述者……

　　还是1942年，陪都重庆遭侵华日军轰炸。无数平民丧生炮火，长江水里浮尸无数。从湖北迁来的大裕华纱厂老板的公子邓述义17岁，上高中了，学校因为大轰炸停了课。表哥、表姐背负国仇家恨上了战场，加入了国民政府的 之师第200师，不料却遭遇了野人山惨败。之后不久，英美盟军要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富二代”邓述义顶着巨大的家庭压力来到了印度的蓝姆伽。他当的是特种兵，接受的是美式军事训练，但始终无法摆脱的是中国军队的特殊现实。密支那战役等几场战斗下来，同来的伙伴接二连三地倒下了……

　　抗战胜利了，远征军也要回国了，邓述义却被过去的发小、现在的长官老庾扣住，为他盗运军事物资。几经辗转，他才像败军之将一样悄悄地回到了家。他说，打仗不是演戏，不是知识分子游行喊口号，死神大手一抹，成千上万的生命灰飞烟灭，何来雄壮可言……1942年，又一个少年的命运轨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

　　后来，邓述义又重新回到校园，师从数学大师华罗庚，成了一名数学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际战场的抗日经历成了“历史污点”，并且在1966年之后，把风声鹤唳、血雨腥风带给了所有的家庭成员。儿子为此心里常常哀怨不已：父亲是个兵，上过战场，打过仗，可他为什么就不觉悟，不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呢？因为父亲的原因，儿子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孤独。人生轨迹也由此改变。他在缅北的崇山峻岭中流浪过，到过巴莫，密支那，还跟随马帮翻越过野人山。他说克钦话，嚼槟榔，穿缅甸男人穿的围裙，喝烈酒，收割罂粟，做纤夫，再后来，他走进父亲的历史，变成了 的抗战作家。

　　两个少年分别来自两部小说，前者是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冯小刚尚未公映的新电影《一九四二》的文学原著；后者是邓贤的长篇新作《父亲的一九四二》。刘震云在小说里第一次用调查实录体反映河南的那一场大饥荒。之前，这场饥荒被长久地淹没在历史洪流里。小说搜罗了各种国际国内的真实史料。看得出来，他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回到草民中间，真实记录1942年的河南。

　　而继《大国之魂》整体反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之后，邓贤开始用传记体的方式特写父亲的抗战历程。他根据父亲的口述、父亲的记录，以及大量的采访和史料收集，真实复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滇缅战场，在中美盟军中遭遇到的点点滴滴。在战争这个历史的大冲突、人性的大冲突面前，邓贤的父亲邓述义被迅速催熟，同时，非常状态中的非常矛盾——军队里的长官意志、长官腐败、战友间的矛盾争执和人性丑恶等等也迅速让他成长。可以说，在《父亲的一九四二》中，邓贤既写到了家族和战场，也触及到了少年成长、理想破灭、英雄主义情结等父辈的精神底子。

　　历史上的1942

　　当然，刘震云和邓贤都不只是写一个少年的1942，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年份的“温故”，都隐藏着更大的追溯历史的目的。刘震云在小说里说，1942年，在河南旱灾死亡三百万人的同时，还发生着很多的事：宋庆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回到当时，他认为这些都远比“普通肮脏”的中国百姓被饿死重要。因为“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而且“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当饿死灾民的数字被摆到委员长的桌子上时，“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为此，《大公报》还被停刊。直至美国记者和英国记者出面，委员长才下达了救灾的命令。当救灾的效果还收效甚微的时候，蝗灾又来了，日本人也来了，历史阴错阳差，河南人居然得救了……在刘震云这里，时隔七十年，历史上的一切苦难、愤怒、悲凉和无奈，因其无可改变都变得有些荒诞。

　　邓贤在小说里说，1942年，中国人期待的大好形势并未随着美国对日宣战而到来，反倒是一些坏消息像寒潮一样袭来：日军占领越南全境，法军缴械投降；日军攻占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登陆香港，击毁盟军飞机、军舰等。不久就传来了 之师兵败野人山的消息，38岁的“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周恩来语）戴安澜将军壮烈殉国。抗战大后方重庆已经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再也难以自拔。

　　1942年3月，史迪威曾到过重庆，同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莱德曾这样描述中国的陪都：

　　“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烧焦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没有一星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中国，这个名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散发的恐怖气息。”

　　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 、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而在世界局势中，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中缅印战区”的中美盟军成立。欧洲正在火并，斯大林格勒正被德军围城。当然，正如《温故一九四二》里写，在灾情无比严重的时候，仍有人因为感情不合而登报离婚，1942年，被日本人赶出缅甸的盟军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度过了60岁生日，而中国 女作家萧红悄然去世。

　　1942年，当然还发生了很多值得记取的大事，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等等。可以说，透过各种渠道的信息，透过历史学家、文学家的描述，我们依稀见到了1942那张破碎的、由各种斑驳印记拼贴而成的脸。它主要由灾难和战争构成，死亡的阴霾在它脸上挥之不去，但同时，它也闪现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色彩。当然，这些或许都只是1942的表象甚至面具而已，它在历史的纵线和横线上的位置，有待更无缝的拼接和更全面的勾连。无论如何，1942就这样从中国历史上跳将出来，让我们开始想象那个年代，思考那个年代。黄仁宇说，“万历十五年”原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它酝酿着新的风暴，它承前启后。因为，那一年悄悄改变了几个人物的命运。

　　“人”的1942

　　是的，某一个年份被人注意，或者说历史产生价值和意义，总是因为人，因为“人”的命运。邓贤反复说，1942年，改变了父亲那一代人的命运。因为抗战形势的严峻，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也是 的一批“学生兵”，他们中大多是“富二代”、“军二代”、“名门之后”，当然也有风华正茂的普通人家的子弟。在这群学生兵中，大学文化程度的约占2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粗通英文或具有较高英文能力的人约占1/4。他们怀抱着单纯的理想，但遇到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遇到的是美英盟军与中国军队的貌合神离，遇到的是凶残的日军前所未有的嚣张气焰。1942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而且，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邓贤曾经采访过一位走过野人山的老兵，他回忆说：“其实打仗并不可怕，死人也不可怕。见多了，自然就不怪。什么最可怕？……我恐怕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有一种事情使我永生忘不了，就是……人吃人。活人吃死人，还有活人吃活人。就像大饥馑年代那样……告诉你吧，我也吃过……人。”

　　而刘震云小说里引用的资料也说：“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

　　邓贤的1942就这样遇见了刘震云的1942，或许，他们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出发本身就已经预示了这样的相遇。因为文学中可以有无数个，但真实的1942却只有一个。它苦难沉郁的底色已然注定，这个底色需要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共同背负，无论是英雄还是普通人。而所谓需要“背负的命运”，或许就是生存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