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密令：借孙中山之手刺杀康有为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政变后杨崇伊以功臣自居，却未捞到实惠，心有不甘，这次的密折说：“窃康逆为孙文羽翼，孙文勾引东人(日本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亟应设法密图，幸而有机可乘，有人可用，请允臣等相机办理……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所谓“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师弟刘学询。
慈禧起用刘学询
刘学询(1855～1935)，字问刍，号耦耕，香山人，进士，二品顶戴即选道员，赏戴花翎，与孙中山为同乡密友。李瀚章(李鸿章兄)、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期间，刘在广州包揽闱姓(以在科举考试前对中举者姓氏下注的方式运作的赌博，有类于今日的足彩，当时在广东是“官督民办”，沉迷者众)，积赀巨万(日本人内藤虎次郎1899年秋到上海拜访刘学询时，闻刘有资产“七百万两左右”)。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建农学会，作为起义机关。刘学询入会，与闻起义计划。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刘学询平安无事，但被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称其中饱数百万元。谭钟麟初将其查办奏革，后受刘巨额贿赂，不予深究。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为御史宋伯鲁草拟弹劾谭钟麟与刘学询狼狈为奸。清廷下令广东巡抚许振祎查处。许不敢得罪谭钟麟，仅覆奏要求“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刘学询逃到上海避风头，戊戌政变后，急欲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向杨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当然还借此洗脱罪名，免交罚款，开复官职。
慈禧准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刘学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杨崇伊(也许还有刚毅，李鸿章后期亦直接参与)知道内情。1898年11月16日，上谕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刘学询所有处分，就此一笔勾销。11月22日上谕正式拍板：“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出洋前，刘学询先往上海，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咨询，有何办法可捕拿康有为。小田切告诉他，只要中日两国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谊之道，康有为事件将自见分晓。奕劻听从刘学询的建议，经慈禧同意，密电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计。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电，经外务省批准后，5月12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日本人塞给康有为7000(一说9000)日元(当时日元币值远远高于今天)，打发他马上开路。康有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举，其实大大成全了康有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
刘学询密会孙中山，心狠手辣的慈禧为何宽大为怀？
5月21日，奕劻、杨崇伊、刘学询、小田切在庆王府密谈。奕劻说：清廷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小田切反应积极。
第二天清早，杨崇伊到宫内谒见皇太后、皇帝，汇报会谈情况；下朝后又去见小田切，申明两宫非常希望能与天皇陛下时常通信。6月1日上谕说：“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
于是刘、庆马上从自费考察商务一下子升格为外交特使了！
1899年7月8日，使团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东行。14日抵达东京。26日觐见天皇时，刘学询、庆宽还分别被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三等旭日章。
对刘学询而言，此行其实还有比觐见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孙中山。
与刘、庆二人同行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说：“(7月)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
“(7月)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其后孙、刘又于8月28日、30日二次会面密谈。
国民党官书《国父年谱》记载，密谈中，刘问：“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孙中山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官方党史这类冠冕堂皇而味同嚼蜡的记载之可信性，稍有头脑的现代中国人自然心中有数，无待多言。
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密使之近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有娱乐性的版本：“刘氏……及至东京，辄复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且伊与孙文(孙逸仙)，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
证之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这一版本的可信度高得多，不过刘学询的主攻目标，显然是康有为而非梁启超。
1899年8月31日，刘学询一行离开东京，9月5日从长崎起航向上海进发。在上海停留多时，10月9日才回到北京复命。
刘学询还在日本时，他与孙中山秘密会见的消息已被驻日公使李盛铎等人传回北京。当时就有御史向朝廷告发此事云：“该员等旋移寓与广东逸犯孙文同住，过从亲密，又与该犯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慈禧将此件“留中不发”，也就是收下冷藏，不公开、不讨论。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后来在致外务省的报告中也说：“荣禄曾秘命驻我国清国公使发出该使节必将失败、且欲使人相信刘学询是有罪之电报，但荣禄之秘计被向西太后揭露，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在庆宽等归国后，该秘计仍照行不误。荣禄等为把刘倾覆而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但时至今日，仍不奏功。”
慈禧心狠手辣，对牵连“叛逆”者从来都是斩尽杀绝，何以对与“逸犯孙文”过从亲密的刘学询却宽大为怀，连最宠信的荣禄打的小报告也不理会？原因显而易见：“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刘学询的“出格”行为，事前已获得她的“懿旨”特准！
李鸿章与刘学询的电报说明了什么？
10月12日，上谕命刘学询发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差遣委用”，而且限定十天内必须离京赴任。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者，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以其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张之洞戊戌政变后频向慈禧表忠心，对扑灭康、梁十分积极，还热衷于“中日结盟”，与日本在华文武官员过从甚密，正计划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刘学询派往湖北，算得上“人地相宜”。
到了12月19日，慈禧又颁谕旨，将刘学询发交同日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差遣委用”。之所以调动得这么快，看看李鸿章的电报往来就明白了。
11月14日，李鸿章在北京“面奉谕旨：逆臣康有为已至香港……饬设法商办。”
27日，李鸿章致电上海虎城：“昨面奉谕旨，令设法捕逆……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
28日，刘学询电李鸿章：“孙函约尚未得覆。康仍在港……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孙回音，即先赴粤。”
29日，李电刘：“孙未覆，或尚迟疑。”
30日，刘电李：“逆不远飏，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同日李覆电“孙无信来，何也？”
原来，此时康有为到了香港。慈禧正命令李鸿章组织力量捕杀。刘学询当初回北京汇报时，显然夸下海口，说孙中山已答应受“招安”，愿为捕杀康有为效力。所以李鸿章才对孙中山未应“约”速来十分着急。于是康有为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在香港安安稳稳地呆到1900年1月底才离开，并于2月1日到了新加坡。
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在往澳门执行慈禧指派的特别任务(对付反对废黜光绪帝的经元善)后返广州，由汽船登岸之际，被保皇会所派杀手的 打中胸口，负伤倒地。刺客乘乱向空中抛洒银元，人群纷争抢拾，刺客乘隙逃去无踪。
日本三浪人与刘学询谈判，并非李鸿章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
经李鸿章派出特使(日本人写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说这个特使就是刘学询)催促并送来5000元路费，6月8日，孙中山终于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离开横滨赴香港，同行的有日本浪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日本外务省档案记此三人“系受我国陆军参谋本部某将官之秘命，赴华南调查报道民情之向背。”早在1897年，宫崎已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来华“考察”)。
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国革命》说：“我们(三浪人)一行搭乘的船刚一到达香港，便换乘了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按：‘安澜号’)，沿珠江驶抵广东(省城)，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宅邸。刘学询是李鸿章所宠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爷派出这位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来接待我们。他们首先是要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然后再作处理。”
“宫崎简要地提出两点：‘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
“宫崎说：‘孙中山已经从日本出发，现在已到新加坡，等待我等前往复命。他可能将由该地起身偕同我们来粤。余款希望送往新加坡。’刘表示同意。”
那位军官在刘等举行极度奢华的宴会时带来李的回答：“‘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慈禧)予以特赦。对于三位日本人士的尽力襄助也将一并上奏，所以，需要得到三位的照片。’宫崎答称：‘如果总督有这样的诚意，孙中山是可以尽快来粤的。因此，我们今夜立即去香港，明天就可拍照奉交李总督，然后就将启程赴新加坡。’刘学询说：‘明天定将贷款五万两送到。到时拍照的事就拜托诸位了。’”
宫崎等听到答复后，庆幸任务顺利完成，立即乘炮舰离开广州，出发时间在凌晨3点钟左右。到香港以后，宫崎等相互祝贺，然后在梅屋庄吉(日本参谋本部长驻香港间谍)照相馆照了相。“午后，刘学询的儿子送来贷款五万两，他为等待明后天取回照片而在香港稍事停留。我们一行三人达到了贷款的目的，便从香港出发前往新加坡。”
从内田所说的“特赦”等语，完全可以肯定谈判的主题就是“招安”。谈判“顺利”，也就是说双方都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尽管内田只说了己方提出的条件，但对照在此前后的种种事实(特别是李鸿章和刘学询之间的密电)，已足可确定李鸿章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以康某的人头作“投名状”。
在与刘学询的商谈中，宫崎是主角，但其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叙及此节时，却只字不提具体商谈内容，不过也露出一小截尾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
为什么“不能明言”？显然是说出来有损光辉形象。故宫崎此语，不啻证实内田所记。东亚同文会会长(宫崎等三人均会员)近卫笃麿7月30日从柏原文太郎处听说宫崎等“有从刘学询处获取金钱暗杀康之事实”时，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何等无谋之事！”
6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宫崎等离开广州的差不多同一时刻，孙中山继续乘“烟迪斯号”离香港，21日抵西贡，次日致电刘学询，内容不详。而宫崎等三人留香港数日后赴新加坡，6月29日抵达，往访时为康有为东道主兼大施主的南洋富商邱菽园，求见康有为，说是要劝其与孙中山合作。1898年10月19日康有为离香港赴日本时，宫崎寅藏陪同护卫，算得上患难之交，所以邱菽园答应尽快安排会见。不料康有为收到密报，说三人为刺客。遂拒绝会晤，派门生汤睿赠送100元。宫崎愤怒拒收，并在1900年7月5日致康有为绝交信。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威胁。6日早晨，内田因与宫崎、清藤意见分歧，独自离开新加坡。当天下午，警察搜查了宫崎、清藤住所，发现银单27000元、现银250元、日本刀两把，认为可疑，即将二人拘捕。
同日，孙中山偕英、日人士离西贡，9日抵新加坡。经日本参谋本部通过外务省与英国交涉，7月11日，英国殖民当局以妨碍治安罪将宫崎、清藤驱逐出境5年。12日，二人与孙中山同乘日轮“佐渡丸”离开新加坡。新加坡总督瑞天咸随即亦宣布，5年内不许孙中山入境。
几个浪人与刘学询谈判的动因，国民党官方党史的解释是李鸿章要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邱捷教授的论文《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指出：“孙中山当时也并无多大实力，李鸿章怎么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与孙中山‘合作’？”李吉奎教授《孙中山与日本》一书更指出：“1900年6月17日，东南互保还未订立，赵舒翘、刚毅在涿州调查义和团，团民并未大批入京，称李鸿章欲用孙中山搞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
当然，即使三个浪人当时 缴纳“投名状”，也不等于他们真的打算言行一致。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今天已难以稽考了。
（作者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