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波兰尼

　　波兰尼一家确实是20世纪初让布达佩斯沸腾起来的 有代表性的家族，也是了解这段布达佩斯精神史最大的线索和钥匙。

　　经济人类学学者卡尔·波兰尼最爱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是现代异常重要的思想家，在简单涉及他的思想体系时，总要想起波兰尼兄弟同时代另一位思想家、兄弟两人少年时代起的好朋友乔治·卢卡奇。与迈克尔相比，卢卡奇只是一个迷惘的知识分子，一个什么都要涉足的学长式人物。访问布达佩斯后，虽说卢卡奇等人使我失望，但我对迈克尔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卢卡奇也是让布达佩斯知识界沸腾起来的一个俊才，他突然加入匈牙利 ，也为研究知识分子个案提供了有趣课题。即使这样，卢卡奇和以后成为他论敌的萨特，只要遇到涉及斯大林主义的议题，都不曾做出过有见地、值得倾听的分析。最终他们是斯大林主义的部分拥护者。

　　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卢卡奇政治上的态度只能说是暧昧的，萨特的立场从今天看更加狼狈。卢卡奇最初参加了纳吉政权，任文化部长。遭到苏联镇压之后，短时间“流亡”到罗马尼亚，很快就被允许回国。他1956年的行动至今还是布达佩斯知识分子对他不信任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迈克尔并未从政治上对这样的危机做出反应，而是冷静地，而且以综合的现代社会理论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意义。他不仅分析斯大林主义本身，还从人类知性根源出发，阐明了这样一些问题：斯大林主义如何把外在道德观强行灌输给我们；我们为何强烈追求这样的道德观；结果又干出怎样冷酷、邪恶的行为。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精神分析。

　　迈克尔在“二战”前，曾通过《历史中的科学》与 学者D.贝尔纳展开争论。若按我的说法，贝尔纳即使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当然他不使用斯大林本人那种低劣、粗野的语言。

　　贝尔纳在争论中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科学中有客观性，宗教不具有客观性；成为客观真理的是可能追求、达到的东西，这种追求的可能性中包含了现代科学形成的基础。如果象贝尔纳那样无法从普通庸俗的科学论中解脱出来的话，是不能解读波兰尼兄弟的著述的。

　　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为何越来越道德沦丧，做出极端的行为？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不为这些问题烦恼的思想家、知识分子，难以与波兰尼兄弟相提并论。在战前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代，由于反对斯大林主义，由于主张不能轻视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迈克尔的思想已经被简单归入保守主义。

　　因为客观价值至上，宗教的权威被否定，现代人自己产生一种强烈追求道德的欲望，而且不幸的是，这道德观是通过接受来自外部的知识而获得的。比如打出“为了民族”“爱国”等旗号，有时甚至直接对准目标，提出“为了振兴道德”的口号。可是这些都是“外知”，绝不是基于“内知”确立的道德观。因此对于人类来说，不是本质的东西。人们刻意遵守这些外来的道德观导致自己不断地紧张，为了信仰这样的道德观，必须让自己习惯于冷酷。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为了确立道德观，却做出最不道德的行为来。换言之，现代社会人类表现出的邪恶行为，都是因为被外来道德观所武装。出现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根源都在此。

　　迈克尔·波兰尼看穿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魅力的原因：由于否定了公共生活中道德动机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怀疑主义的质问立场来捍卫道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寄寓于把两种矛盾的力合成到一种政治说教的现代精神之中，于是产生一种包容整个世界的思想。连卢卡奇、萨特都看不穿这种魅力之虚伪。1918年底，卢卡奇对布尔什维克持批判态度，对自己领导的星期日沙龙的运营也持怀疑态度，但是就在1918年底的某一天，加入了匈牙利 。

　　卢卡奇的入党说明当时布达佩斯沸腾到了极点，所有的布达佩斯青年都该与这个世纪的混乱作斗争了。所谓这个世纪的混乱，是指也许这些人追求的是一个千年王国，是一个乌托邦。波兰尼则在很早就对苏俄很关心，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主义的危险。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布达佩斯的各种思潮沸腾时期，迈克尔已奠定了他贯穿一生的思想基础。出身布达佩斯的不少同时代的人活跃在美术、音乐、物理学、数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而迈克尔·波兰尼则是布达佩斯沸腾潮流送给现代思想界最大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