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尊严：沦陷期的上海文人

　　挣扎与尊严：沦陷期的上海文人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是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由我的博士论文拓充而成。

　　我读书时，对身处历史大变动的现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文化认同和观念矛盾很感兴趣。1980年代初的美国校园，二次大战欧洲大屠杀研究，正好非常红火。我读了很多像Primo Levi, Elie Wiesel, Aharon Appelfeld 与 Werner Rings等幸存者传诵一时的作品，深深觉得其中一些论点和视角，特别是否定传统的二元道德对立观，强调个人在面对危机处处，暴力重重的极端处境下的暧昧多义性，有助于重新检视抗战八年中国文人的困境和抉择。

　　我便开始认真阅读抗战史。自战后以来，国内外的抗战史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甚少触及战时的人文处境，而且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冷战意识的影响。抗战中国的政治空间一分为三，研究焦点却集中在国民政府主政的西南大后方（国统区）和 控制的西北边区 （解放区）。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成了抗战研究的边缘。

　　我素来对边缘情有独钟，又刚好有一个机会去上海收集资料，于是决定聚焦研究日占时期（包括孤岛和全面沦陷）上海的人文处境。1980年代中，上海开放不久，百废待兴，档案资料不易看到。幸运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在整理出版“孤岛文学”资料，我得以读到一批当时的文学作品，对这些作家的困境和挣扎有了初步认识。

　　不过，最大的收获是有缘认识到1930年代享誉文坛的作家许杰，以及通过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的介绍，与德高望重的散文家柯灵先生建立了一段长达三年的鸿雁之交 （其中部分书信收录在《收获》上）。两位前辈文人在历史面前胸怀坦荡，无畏无惧地向我述说日本统治下上海的复杂情景和他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言行深深感动了我，也加深了我对日军铁蹄下求生的中国文人的了解。

　　我也在香港的几所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些资料。1986年我回到了美国，一头便扎进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我发掘了很多在当时少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包括《上海生活》、《新申报》、《风雨谈》、《古今》和《天亮前的孤岛》等书报杂志。这些资料让我得以重构抗战时期上海复杂多变的历史场景，以及因各种原因未能逃入大后方的中国文人，在日敌高压统治下险狭困顿的生存处境。

　　我运用思想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从历史阅读文本，重塑作者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把当时文人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道德夹缝中做出的种种抉择和承担，标出三种主要型态：退隐、反抗，与合作，并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小品文作者群（包括文载道）作为代表。这些作家不是文化名人或是文学大家。他们没有振臂一呼领袖群伦的才情，他们社会资源有限，却因此多了一份亲和感和平凡气。他们代表了日据上海的大部分文人（以及民众）所身处的“灰色地带。”不管他们是大隐于市以沉默宣示反抗，或是不甘屈服参与深藏抗争气息的剧场演出，又或是有愧于心专写远离现实政治的风花雪月，他们的困境和抉择充满了暧昧性。

　　究竟沉默代表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究竟有多少话剧观众看懂深藏剧中的反抗意味？究竟谁是汉奸？谁决定谁是汉奸？近百年来中国战乱不断，在沦陷区惨淡求生的中国人负荷了历史的重压，承受了战争的苦难。我们需要以宽容、谦卑的态度重新梳理这段复杂沉重的历史，重新注视他们的挣扎与尊严。

　　（《灰色上海，1937—1945》，三联书店即刊，此系作者为中文版所写序言，发表时有修改，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