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由超速猛进向常规回归的代价——评黄益平《告别“中国奇迹”》

时间:2012-07-12 23:15:11 来源:四川在线

  漫画 张大伟

  《告别“中国奇迹”》

  黄益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潘启雯

  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高增长持续了较长时段、高增长较为稳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有较大贡献等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由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经济,迅速崛起为开放的、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确实是 的,被冠以“中国奇迹”也不为过。

  然而,“中国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或者没有找到任何理论,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其原因。当然,经济学界已对“中国奇迹”做出了各种解释和演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林毅夫、蔡昉、李周等经济学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超越计划体制增长”的分析,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和美国两位经济学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回归市场体制”的假说。

  与这些中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有所不同,自2009年6月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黄益平教授的所有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都一直在试图打开“中国经济之谜”。他曾超前地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命题”:其一,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过渡;其二,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其新出版的《告别“中国奇迹”》正是这“两大命题”的具体观点和主张的集中显现。

  《告别“中国奇迹”》以中国市场要素严重扭曲为主线,分析了中国超常规繁荣及其代价。黄教授随之发出了一系列反思和追问:告别“中国奇迹”之后,政府会面临哪些困境?宏观政策会有哪些艰难选择?资本市场与投资存在哪些内在逻辑?人民币的前途与命运如何?这使作者有点像坐在一列时间的慢车上,在远方,慢条斯理地打量中国经济的未来——通常,“远观”比“近视”更有穿透力。

  按照黄教授的观察,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方面的表现真正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回过头来看,要素市场的改革明显滞后。比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预信贷决策和资本项目管制等都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据黄教授测算,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迄今才刚刚走了大概40%的路程,远远滞后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抑制的后果是降低资本利用效率、压低实际利率水平,当然,至少能暂时保持金融稳定性。正是由于比较严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才没有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继续,除了资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经济开放以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明显下降。因此,除了稳步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别无他法。近年来刚刚重启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其实也是这个自由化过程中的一步。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少人偏倚极端,常常自以为非此即彼,对错分明,这显然很幼稚。从表面看来,“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都非常重要,放弃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那政府该何以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呢?黄教授的看法直截了当:要同时实现“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其实已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了取舍。在最近几年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政府给予了增长“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也十分重视控制通胀,而结构调整就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了。

  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增长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关系。如果追求高增长,就可能带来高通胀;而如果追求低通胀,就可能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长,又承受不了高通胀,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直接控制价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涨价幅度,2008年政府则直接锁定国内石油价格。但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也存在权衡关系,比如,要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短期内也许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看来则未必,不过多数地方政府更关注短期的绩效。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结构需要消除许多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抬高通胀水平。

  黄教授认为,调结构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听任结构失衡现象继续恶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大问题。由此,政府应接受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速。其实,通过或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三难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每个目标都放弃一些,但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告别“中国奇迹”之后,如何防范“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是黄教授重点探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最近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出现麻烦,绝非偶然。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由此,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这些问题中国同样存在,另外还多出一个资源浪费问题,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过去近10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进展缓慢。不过政府开始重视民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农村医疗保险还是城市养老保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措施十分必要,毕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作者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不过,建立福利体系的原则应是保障百姓的基本安全感,但不影响经济竞争力。假如过度提高 工资水平,有可能让工资水平脱离市场经济的实际水平,就有可能伤害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投稿:chuanbeio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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