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骇浪中的百味人生
刘蔚
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水仙号”的黑水手》，常想起俄罗斯画家艾伊瓦佐夫斯基的名画《九级浪》，康拉德对汹涌狂暴、变幻莫测的大海 化的描写，大概只有艾伊瓦佐夫斯基的这幅名画可以媲美。康拉德出生于波兰，父亲是爱国贵族，1862年因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运动而被沙俄当局流放。他自幼喜欢法国文学，渴望自由冒险的生活，遂在1874年17岁时前往法国马赛学习航海，不久到英国商船上当水手，一步步做到了大副、船长。20余年的航海生涯给康拉德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的海洋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又让人想起俄罗斯 作曲家李姆斯基—科萨可夫。当过沙俄海军军官的李姆斯基—科萨可夫曾有环球航行的经历，这段海上生活对他以后谱写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实在是功不可没。不过，李姆斯基—科萨可夫乐曲中的大海是浪漫神奇绚丽的，而康拉德笔下的大海则要复杂得多。就拿《黑水手》来说，与其说康拉德是在写大海，倒不如说他是在写与惊涛骇浪相伴为生的人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黑水手》情节并不复杂。黑人新水手惠特一上船就病倒在床，整个航行中没有出过一点力，却处处表现出“暴躁和怯懦”，让雄心勃勃计划使“水仙号”完成一次伟大航行的阿里斯笃船长非常恼怒，下令将他禁闭在船舱里，不允许上甲板。尽管如此，惠特仍像幽灵一样缠绕着船上的其他水手，把他们人性中的善与恶不由自主地释放出来。最后，惠特死在船上，水手们为他举行了海葬。诡异的是，他的尸体刚一掉进海里，海面上就刮起一阵怪风。此后，一切恢复正常，船儿安然驶入目的地港口。
很难运用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来分析惠特这个形象；或者换个叙述角度，惠特其实是典型环境中的“非典型人物”。他甫一出现在船上，就以其高大、健壮、冷漠的身影震住了大副白克和全船的水手，他比 的水手还要高上半头，不卑不亢，用时下的话语形容，仿佛天生就有一种“气场”。然而，随着“水仙号”的前行，惠特的形象反而趋向模糊，若即若离，评论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塑造的词汇，诸如“性格的逻辑发展”、“形象饱满传神”等等根本用不上。他没有做过一件危害“水仙号”、伤害大伙的事，却吸引了全船的视线，水手们的喜怒哀乐居然与他“绑定”。老是抱怨自己被人欺负的唐庚有事没事溜到惠特的船舱里，对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暴雨雷电，巨浪滔天，船儿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有水手却以罢工要挟船长，理由就是他们不满大家拼死拼活惠特却在睡大觉；二副克雷吞在这位黑水手刚上船时冷眼相对，说了他的坏话，但后来却是克雷吞去照顾他，惠特死后他又伤心不已；狂风骤雨中，惠特的船舱岌岌可危，水手们又齐心协力，把他救了出来。一个迥然有别于传统概念上“被侮辱被损害”的模糊不清的黑人形象，究竟有何魅力成为全船的焦点和整部小说的核心？细细想来，也许康拉德有意在广阔壮丽的大海上涂抹出一个影子似的人物，让他的背影变得神秘虚幻，以他作为一个参照物，从而达到以虚映实、声东击西的艺术效果。刻意虚化的是一个黑人，实写的却是众水手人性中的善良、自私、冷酷、热情、懦弱、果断等元素，映照出了与变幻莫测的大海一样复杂的众生相。船上小社会，人生大海洋。
作家思想的深度决定小说主题的深度，作家生活的积累决定小说内涵的广度与厚度。康拉德小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也与他波澜起伏、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他热爱法国文化，最终却加入了英国籍，定居英国；他20岁时还不认识一个英文字，后来却成了用英语写作、享誉世界的英国八大小说家之一；他痛恨沙俄，渴望波兰复国，同情被压迫民族，对革命却又持谨慎态度，崇尚秩序与克制；他迷恋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航海技术，又对淳朴的原始生活表现出无限眷恋。他的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因素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兼而有之。在作为他代表作之一的《“水仙号”的黑水手》中，写人物基本上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他对人性的褒贬，富于生活的哲理；刻画大海则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比如，船上资格最老、威望 的水手辛克尔敦一字一句说出的那句话“什么船都没有错儿。关键在船上的人”，令人回味；在惊涛骇浪中依然忠于职守、不忘为大家煮咖啡的厨师包特默的高喊“她浮一天，我就要当一天厨子”，给水手们增添了温暖和力量；而那位寡言少语、性格刚毅的阿里斯笃船长，作为全船的主心骨，康拉德只用短短的一句话——“他似乎凭借超人的集中的力量，用他的眼睛维护着这条船呢”，就使这个人物神韵毕肖。
康拉德笔下，大海的时而瑰丽多情，时而狂暴无常，其实表现了作家对生活深邃的思考，他赋予大海以人格，透过自然刻画人类的精神。“海上灿烂的星星也有生命，环绕在奔驰的船身周围，比人群虎视眈眈的眼睛还要亮，比人类的灵魂还要玄妙难测”。“我们都守望着她。她美丽而带点缺陷。我们却并不因此减少对她的钟爱”。在他的眼里，大海无所不知，早晚总会揭开帷幕。
假如我们读懂了康拉德笔下的大海，也许就多少参透了自然与生命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