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问题：公共媒体如何选择美术(2)
当“试运行”阶段结束，媒体开始形成“标准化”的选择框架。如前所述，这与主办者对个人文化信念、审美眼光的固守程度有密切关系，“标准化”反映着一种艺术成见，其中有相当成分属于制片人、主编的成见。需要说明的是“标准化”趋势并不一定是消极因素，它支撑着媒体的个性特征，维系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那些历史较长、编辑、出版相对稳定的报刊，大致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面貌。不论它是“传统”，还是“现代”，是“主流”还是“边缘”，但都拥有自己的受众，在当代中国美术格局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历史地看，它们自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但以长远眼光看，过分的“标准化”必然会将原有的局限逐渐放大，直至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限制媒体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存在冒险性)，妨碍媒体随着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发展。过度“标准化”的出现，是主管方考虑调整媒体定位，更新编创人员时机的提示。
在一切学术领域，由领导者个人的知识、趣味、学术倾向和工作习惯的扩散、浸染所形成的“标准化”倾向， 是学术发展的阻力。不论一个人有多少才能，也不可能与不断变化的文化永远保持同步前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形成了主要领导人的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
从目前国内媒体对美术的选择看，绝大部分可以称之为综合性编排。就是在艺术观念、作品风格、题材以及编辑手法方面的多样和驳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当前的媒体所传递的美术现象确实远为多样了。当年那些必然招惹批判的作品，现在不但可以光明正大地为媒体所欣然接受，而且已经难以引发接受者的激动(狂喜、惊奇、愤怒或者抗议)，而这种激烈的反应却是今天的编者所盼望而又难以调动的。面对今天受众的“麻木”，编者开始寄望于“ 评论家和美术史家”，希望他们的尖刻言论唤醒在媒体面前昏昏欲睡的受众。
但在多样和驳杂中仍然可以感觉到不同编者共有的倾向性，比较明显的倾向是媒体选择的重点正在从中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写实)移向两端——复古和前卫。
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感情基础的复古，正在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引以自豪的标志；而谈论和接近前卫艺术，则是年轻一代显示其不落俗套的文化证据，它的效果甚至超过那些新奇的数字化电子玩意。电视节目和美术报刊已经打通了“天人合一”、“诗书画印”、“笔墨、气韵”与装置、行为、影像连接的通道。在美术作品方面，拟古主义在媒体上的大行其道和反讽手法的普遍化，正是这两种倾向的集中表现。这种趋向两端的选择，正在重新塑造中国公共媒体的艺术形象。
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所塑造的艺术家总是以社会现状的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以致有学者认为艺术已经被极力争取社会变革的左派知识分子所控制。而我们国内媒体对美术的选择显然与他们不同，这既由于中西媒体赞助系统不同，也是由于中西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之不同。
选择重点转移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有学者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前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后三代即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注]。中国美术报刊、美术专栏的编辑历史与这六代人的成长交替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美术报刊、栏目的主编人选，经历了“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的过渡，传递到“文革一代”。而由于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的限制，使许多“后文革一代”直接进入电视美术栏目的关键岗位，这类节目的低收视率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编创环境。
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一百年来，几代人之间观念、价值的反复交替，使中国的媒体对美术的选择方式、选择角度呈螺旋形发展。总的形势是越来越多样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只有一份《美术》杂志的情况，对今天的读者、观众是无法想象的。进入90年代以来， 的“权威”正在消解，不同媒体正在形成各自的报导分工，文革后一代它们对美术的选择，必然与1949年以后成长的前两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和做法大相径庭。
[注] 《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许纪霖(微博)自选集》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他对1949年以后的三代知识分子有如下概括：
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变学术观点，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识分子唱的主角。 这代人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到《联共(布)党史》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样，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对于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 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 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后，在他们的心灵之中，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担纲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幸运的是，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在上两辈学者指导下，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