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证明“我爹是我爹” 嘉靖皇帝掌控了话语权
而大礼议正是发生在第二次转移，即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简单来讲，大礼议事件只是一场关于嘉靖皇帝应该“认谁作父”的争论。但这场争论的持续时间之久、影响范围之深远，让它成为明朝政治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性事件。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尤淑君所著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详尽地讲述了少年嘉靖帝抗衡群臣，为生父“称宗祔庙”，并步步筹谋，掌控朝政，将明朝皇权推至顶峰的过程。读完这本书，“不惟明了一朝一事，亦能鸟瞰有明一代”。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尤淑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万有引力 2025-1
一场持续二十年的“认爹”风波
正德十一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然而这位皇帝没有子嗣，无法“父死子继”；也无同父兄弟，更无“兄终弟及”。皇位该由谁继承？
皇帝在封建时代就是天，谁来做皇帝对于皇室宗亲和群臣百官来说，更是比天还大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大明已经有靖难之变的军事政变在先，这一背景下的皇位继承问题如同烫手山芋。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内阁首辅杨廷和提出，明武宗膝下没有子侄，按“兄终弟及”的原则，只能让其堂弟朱厚熜来继承皇位。
按照宗法之理，杨廷和的提议显然十分中肯。在得到慈寿皇太后（武宗生母）允准之后不久，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便从湖北入京，继承帝位，年号嘉靖，世称明世宗。
至此，皇位继承问题应该落下帷幕。但棘手之处在于，尽管嘉靖帝继位是遵循了“兄终弟及”的原则，但他毕竟是外藩亲王，在宗法上继统还是继嗣，仍然存在诸多分歧。
从血缘上来讲，往前追溯三代，成化皇帝明宪宗的第三子朱祐樘继承帝位，即为弘治皇帝明孝宗，也是明武宗正德皇帝之父。成化帝第四子朱祐杬则被封为兴献王，即为明世宗嘉靖帝之父。
按宗统，将嘉靖帝过继给明孝宗，才算延续了孝宗-武宗这一分支。但这相当于让嘉靖帝抛下为人子女的伦常，不认亲生父母。但若嘉靖帝不过继给伯父，如何定义其亲生父母的地位？难道让臣子尊崇一个从未当过皇帝的地方藩王为宗？
这一系列问题由嘉靖皇帝本人提出要为生父兴献王议礼封号而起，全朝上下为此争论不休长达二十年，史称大礼议事件。“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
前期由杨廷和为首的多数派与嘉靖皇帝相对峙，多数派主张嘉靖帝应当以孝宗为父，而嘉靖帝则坚持“父母可移易乎”的态度，拒不退让。在斗争过程中，以张璁和桂萼为代表的底层官员由于认可嘉靖帝“继统不继嗣”的主张，受到皇帝赏识而迅速成为新贵，与多数派抗衡。
上疏，驳回，党争，抗旨，元老请辞，勋戚支持，嘉靖王朝上下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左顺门事件和李福达之狱更是以官员职位性命为代价的大请愿与大清洗。
最终在嘉靖帝的独断和皇权不可忤逆的权威之下，嘉靖皇帝宣布称明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而尊生父母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大礼议之争之所以持续二十年之久，是因为后续还有由此引发的大量礼制改革和让嘉靖生父兴献王称宗入庙目的的达成，但这场闹剧的主要纷争在嘉庆七年已经基本平息。
皇帝VS士人：争夺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权
能让一场议礼持续二十年之久，甚至带来大范围的国家祭祀礼制变化，离不开大礼议中隐含的宗法制度和礼法观念。
在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与礼法观念是确定皇位继承人的依据，也是新的皇帝能够正统继位、顺利掌权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这个层面找到嘉靖帝继位的依据，是大礼议两派斗争的实质目的。
《大礼议》一书详尽梳理了嘉靖大礼议时期的礼制变革，也洞察到礼制变革下多数派和少数派围绕皇权正统性和权威性的明枪暗箭。
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多数派从宗法制度出发，主张孝宗-武宗一系为大宗，秉持着“大宗不可绝”的观念，兴献王-嘉靖帝这一支小宗通过让嘉靖帝过继为孝宗之子，并入大宗即可。这样既维护了宗法制度，也保护了明朝皇权的正统。
张璁和桂萼等人代表的少数派以及嘉靖帝本人，则是从礼法观念入手，为嘉靖帝继位寻找合法性。毕竟三纲五常自汉以来都是被全社会认可的伦理观念，而“孝”更是治国之本。嘉靖帝追认亲生父母的行为恰恰是对礼法纲常的遵循，是天经地义之事。
但很明显，杨廷和作为在中央有着话语权的内阁首辅，如果他在大礼议中成为胜利方，将意味着嘉靖的帝位从宗法上不再是名正言顺的正统，而是依附于大宗的小宗藩王。
皇帝的独立性和正统性受到质疑，而杨廷和等人则可借此要挟“天子门生”，毕竟嘉靖帝的皇位正统性都是由他们一手扶植与认可的，这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而嘉靖本人也深谙这一点，并由此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礼制改革。既然宗法礼制能对皇位的正统性构成挑战，那不如由嘉靖本人重制一套祀典祭礼，以消除礼法制度层面的质疑。
因此他在议礼问题上不肯向杨廷和一派退让。通过重定礼制，他不仅要为父母议定名号，还要让父亲兴献王“称宗祔庙”，享受后代祭祀。这不仅仅是为了尽孝，更是为了自己的皇位能坐得正当，坐得安稳。
在《大礼议》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阐述了嘉靖修订《明伦大典》和更改郊礼庙制的详细过程。作者以详实的史学材料为依托，从嘉靖更定礼制的重重细节中，揭示礼制变革的深层目的和冲突。
对于大礼议的汇总性文本、由嘉靖本人纂修的《明伦大典》，尤淑君教授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明伦大典》让嘉靖皇帝间接剥夺了士人的话语权力，得控制解释权，让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
而有关于太庙与世庙的宗庙之争，作者也通过对于嘉靖帝在原有宗庙制度上加以改动，使得兴献王“称宗祔庙”的行为进行剖析。通过升明太宗朱棣为祖，以便于抬兴献王为宗。又将过世皇后的牌位提前入庙，以保证臣子后代将血缘关系最远的仁宗而非明睿宗兴献王“祧”出太庙。在细致的研究与讨论中，作者一步步揭示了嘉靖礼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目的。
党争非生即死，政治生态失去弹性
大礼议期间,嘉靖皇帝和官员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二十多年。嘉靖帝生父兴献王最终升为睿宗，进入宗庙，而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此期间下台，新锐势力如张璁等人迅速跃升。嘉靖由“小宗变大宗”的目的实现了，他的皇权合法性得到了印证，这位地方入京的少年皇帝，经过这番风云动荡，也将权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
大礼议是嘉靖的胜利，但并不是嘉靖一朝、大明一代的胜利。大礼议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嘉靖朝的政治生态，也对整个明朝后续的政治格局进行了重塑。
这场政治斗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争之祸。如果说大礼议初期还是就议礼事件本身的分歧与争执，那么到了中后期已经成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相互倾轧、党同伐异的遮羞布。
尤其是内阁中的权力争端，在嘉靖朝，前有张、杨二人势不两立，后有夏言、严嵩、徐阶等人“一山更比一山高”。这种党派之争、首辅之争在明朝中后期一直延续、不曾停止，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分裂、崩溃，最终随明朝覆灭。针对这一现象，作者尤淑君评价在大礼议之后，内阁首辅的政治生态实为“首辅难为”。
在首辅斗争的同时，言官群体也作为政治同盟参与到党争中去。言官势力在嘉靖时期呈现出了高度活跃的态势，在“从道不从君：言官的道德危机”这一章节中，尤淑君教授也对于这一多次遭受嘉靖帝打击，但仍在政局中搅弄风云的政治群体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与探究。
大礼议的胜利带来的还有皇权的异化。嘉靖皇帝作为地方藩王继位，不同于采取武力手段的朱棣，嘉靖依靠的是被一种言官臣子质疑的礼制。天子威严怎能被猜忌？嘉靖在二十多年间的独断专行，离不开他对皇权正统的追求。而在血雨腥风中，皇权的私人化直接导致了“明杀辅臣，始于夏言；明杀谏官，始于杨继盛”这一现象的出现。
这种横暴独断的治理方式在整个明朝也是极其少见的，仅在开国时期朱元璋、朱棣开基创业时有所体现。而嘉靖帝时期已是明朝中叶，这种将皇权私化、作为个人政治权力行使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明朝自此“国事日非”，日渐衰落。
大礼议事件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事件历来备受瞩目、不乏讨论。学界对于议礼者和议礼时期的改革行为存在积极肯定的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大礼议事件本身仍然是阻碍社会进步、暴露帝制腐朽性的政治事件。对于嘉靖皇帝本人，各方所持态度也是两极分化。
而这本《大礼议》，用一个成熟、深入、体系化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大礼议事件的细节与全貌。在皇权与礼制的纠缠中，在史料与议论的巧妙平衡中，我们将随作者一同深入更加真实的嘉靖王朝，揭开明代的政治逻辑和运行规律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