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难就业季”下高校教育的变化

   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终于要过去了，盘点这一年，无论是岗位需求方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劳动就业行政主管部门，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一个“史上最难”的舆论压力，使作为承接就业主体的社会管理层面绷紧了责任之弦。而无论是找到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群体，紧张焦虑的情绪起码暂时得到舒缓，“大学生就业”这个年度话题似乎由此退出了社会热点。

    然而，现实总是如此残酷。刚刚卸下的重压还没习惯突然的轻松，新的预警又来了。根据12582动感求职大学生就业监测报告提供的年度数据，201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超过700万，高于2013年的人数，这让刚刚过去的“史上最难”成为历史。据有关专家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就越大，国家人口的教育需求就越高，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社会层面承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负担，也会持续一个相对长的周期。这是国家在特定发展时期必然经历的一个阵痛期。因此，要说“史上最难”，从2013年起，可能将进入一个“年年喊，年年难，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就业怪圈。社会的责任之弦，绷起了，就只能这么持续绷下去。

    但是，这个“史上最难”的预警，真的只是向社会层面传递吗？就业的责任之弦，除了社会，高校还应承担什么？

    客观说，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不能孤立地将它与大学生和社会这两点拉通了进行问题分析。前几年，我们一味地批评高校扩招的负面效果，而没有看到高校扩招对提升整个国家人口的综合教育水平和素质的积极作用。但从近几年的就业实践来看，一部分高校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大学生，其就业的效果确实不是很好。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对这类高校进行追问，或者将对它的招生与就业的实际效果进行综合比较列入制度化监管范围，以此促进其积极与社会就业问题的良性对接。

    从一些有效的统计分析来看，根据就业终端的监测来倒追，一些高校的教育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根据上述12582动感求职大学生就业监测报告2013年度分析：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同时，用人单位也普遍存在着“选才难”的问题。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企业普遍实行的保守的发展战略和紧缩的财务战略，从大量的毕业生中优中选优，特别是具有专业技能和高潜质的人才是企业迫切需要的。然而大学没有迅速适应就业市场对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日益苛刻的要求，从传递知识的角度上看，知识教育仍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理论功底及其相应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构建仍然极为薄弱，使得大学生毕业后缺乏一定的工作胜任能力，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问题说得很明白，一些高校仍然只重视大学生的知识教育，而将理论功底及其相应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构建抓得不够主动和积极。换句话说，这类高校只习惯了一手抓教书育人，而淡化了另一手抓就业。长期以来，高校存在的“教育人是我的事，就业则不是我的责任”的心理暗示，逐渐加剧了就教育谈教育、就就业谈就业的两极化现象和一个问题、两条线剥离的问题。上游和下游的脱节，造成了企业“选才难”和部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校的责任不应止于教书育人，而应将其责任延伸到下游的就业上来。

    强化对高校的就业责任，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发出了呼吁。2009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教育界专家的促进下，北京市人大牵头召开了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代表座谈会。这次会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就提出了一个动议，即建立在京高校的就业排行榜，以改变学校不问市场只管教书育人的现象，从而达到引导专业合理化设置，促进大学生有针对性就业的目的。据透露，这个想法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提出的。按照这个设想，排行榜不仅针对北京市属高校，教育部部属的在京高校也考虑纳入其中，这个排行榜将作为高校招生、专业设置的依据之一。北京市将这个排行榜的设立作为调整就业政策的长效机制之一，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但是这个想法却在当时受到了一些高校不同程度的抵触。一些高校的代表提出，排行榜不能只注重数字，而没有质的衡量。吉利大学几乎每年的就业率都是100%，如果单纯比数字的话，北大清华都不一定比得过；其次，官方统计的就业率只有初次就业率这一数字，这个数字的提交截止日是每年的8月31日，如果排行榜是基于这个时间点统计出来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就可能不科学；第三，一些北京生源多的高校就业率都偏低，因为北京学生并不着急找工作，单纯看就业率，这可能会给类似高校带来不公。

    高校代表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综合来看，也算客观公允，放在全国各大城市，也都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需要在推出排行榜之前系统考虑到，或者在排行榜的设置上，更细化和更科学。但是排行榜的阻力如此大，则可能是设立初衷的提出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已经过去4年，这个由官方倡导的排行榜再也没见到下文，反是第三方机构如麦可思等流传出的排行榜，对高校的教育成果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因为类似民间机构的排行榜，对高校的专业设置等具体问题的行政干预能力欠缺，所以类似排行榜对高校并无实质的影响。

    反观高校在就业问题上的人力、经费和制度投入，则更可见高校对就业责任重视程度之一斑。部分高校设置的招生就业处，实质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招生上，就业就只是一个幌子；还有，在就业的经费支持上，也远远不如对招生环节的经费支持。说到底，还是屁股指挥脑袋，没有制度上对就业效果的考核，谁愿意花心思花时间花代价去解决本应交给社会层面去解决的就业问题？我们俗话讲的“扶上马，送一程”，在高校看来，是多出来的义务，而不是必须有的责任。　　　问题是，高校也应是社会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启一个“中国高校就业排行榜”以及相应的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已显得迫在眉睫。丁向阳以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身份，牵头组织这项工作，想必比4年前更有影响力和权威，当然，寄望于一个官员来推动一项大的制度改革是不理性的，这需要整个教育界合力共图。

    群体智慧之下，或许还有比“中国高校就业排行榜”更有疗效的措施。总之，不正视高校的就业责任这个问题，高校的盲目扩招和“史上最难”就业的各奔一头的恶性循环，始终会找不到根治的良策，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灾难性现象只会越来越加剧而难以越来越缓解，到那时，承受就业压力甚或人才困局的，将不仅限于整个社会层面，而将上升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这决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