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福金：由“富官”之惑看制度之失

　　日前，有人网上爆出猛料，称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上下屋村董事长叶伟民名下有50多栋房产、豪车20辆，坐拥30亿元身家。
　　 叶伟民不是第一个引起网络民意“井喷”的“富豪村官”，在这之前，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拥有私人物业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资产超过20亿元和东莞中堂镇一村书记拥有10000平方米豪宅等消息，均在网上引起了热炒。
　　避开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热词，仅“富豪村官”既是“富”又是“官”的双重身份，就迎合了网络“仇富”“仇官”的“兴奋点”。
　　“富豪”能否当村官，早已破题。从中国历史传统看，封建社会的历代农村“ ”，大多的是士绅阶层等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实行村民自治之后，农村基层组织选带头人一直倡导“自己不能富，不能当干部”的理念，各地均在大力推行选拔“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双带能力”突出的村级组织负责人。另外，在“先富裕起来”政策的刺激下，农村一部分“富者”，在经济地位改变后，滋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促使富豪们走上了农村政治前台。在这些多重背景下，“富豪”变身为“村官”，成了农村的一道“政治风景”。
　　从现实看，“富豪村官”的出现，虽然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伴生的窃取基层资源、暗涌以权谋私、滋生黑恶势力等现象，也成为农村的“另类风景”。
当“富豪村官”在制度请允许下成为既定事实后，我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不再是“能不能当”的问题，而成了“当得好不好的”问题。
　　在“富豪村官”饱受诟病之际，“富官”们认为自己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大叫“冤屈”；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种了公家的田，肥了自家的包”，直呼“坑爹”。是什么造成了“富官”之惑？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给力”。
　　其一，定性考究“入仕动机”的制度缺乏，让一些别有用的“富豪”靠小恩小惠、靓丽 赚取了选票，当上村官。其二，科学防止“官商同体”的制度缺乏，给少数“富豪”搭建了窃取集体资源的“权力平台”。其三，严密有效“刚性防腐”的制度缺乏，使个别“富豪村官”举起“自治”的幌子，脱离了监督。
　　当前，中国农村正由传统走向现代，乡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涌现了一批率先富裕起来的能人，农村先富群体不仅是农村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必须通过规范管理、科学引导、制度护航，让“富豪村官”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引领者”、村级管理的“当家人”、新村建设的“经营者”。否则，这支力量有可能成为蛀蚀群众利益、蚕食党委公信的“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