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警惕郎咸平式的讲真话

　　郭宇宽 资深媒体人

　　要承认，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一直对郎咸平怀有好感，曾经向朋友们推荐过他的文章；2004年我还在编务会上提名支持他获得《南风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他有一次和长虹赵勇的对质，我还给搞大学生辩论赛的师弟师妹们推荐过，作为急智反应的学习案例。在我看来，一个会计学专家如此关心国事本来就令人鼓舞，而且如果看郎咸平单篇的文章或者言论，他的话语中常常有片言只语的闪光。大概正因为如此，这几年郎咸平风头越来越劲，网上提他必言“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深受广大民众的爱戴的经济学家”，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后面跟帖必是骂声一片。

　　目前人民群众心目中郎咸平最大的功德就是“敢说真话”，此话不完全错，郎咸平确实说了一连串真话，“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其实你到上访村去随便找个人聊聊，或者听听北京出租车司机的言论，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但郎咸平平台高，嗓门大，又是一个“独立学者”，有人包装推广他，声音传得就远了，自然叫好不断。

　　说了一堆苍生疾苦挺痛快，郎大学者再往下说就不对味儿了，比人民日报还要肉麻：“要开明专制”；“要严刑峻法”；“政令要出中南海”。他变着法儿其实就说一个意思，中国当前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专制得不够，集权得不够，领袖权威不够，这是给中国问题开出的最歹毒的药方。

　　中国老百姓痛恨腐败痛恨了几千年，留美博士郎咸平给出的药方就是这个千年古方，如果专制、集权、严刑峻法真能解决腐败和公民权利的问题，秦始皇或者朱元璋的时代早就建成社会主义了。如果不对这种言论怀有警惕，中国老百姓就像无数次的历史教训一样，很多识别力不高的人常常是被人卖了，还拍巴掌叫好呢。

　　郎咸平的这些言论整体对照起来，我意外发现和历史上上劝进表的行径有异曲同工之妙，窥测上意，伺机进言：

　　先要渲染一堆车轱辘话，群奸窃命，民不聊生，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总之“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往后就要论证一番，天生蒸人，树之以君，天命未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总之古往今来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老百姓不适合搞民主，不树新君，立君威，则天下不宁。

　　最后的落脚点就图穷匕首见，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大声疾呼，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浃辰，则万机以乱，要老大俯顺民意，早正大位，立威天下，四海归一。

　　这种劝进表是把廉耻货与帝王家，可以写给曹丕，或者朱棣，或者袁世凯，必得厚赏，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有些担心。

　　庆幸的是，今年两会上 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明确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总书记在耶鲁的演讲也连着提了十几个民主，向世界宣布中国领导人的认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不过，郎咸平唾面自干的勇气倒是惊人，硬挺着不认错，还好意思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一直是正确的”，这点上还真让人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