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愚书论”东方以笔墨 西方以色彩——核心互补

　　原标题：“大愚书论”东方以笔墨，西方以色彩——核心互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绘画都以宗教题材作为创作的中心，即便是后来印象派及如今后现代风格等流派的发展，也极大的承继于起初宗教画的理念及其对于构图和色彩光影的运用，而中国传统书画则是以山水为代表的笔墨精神为中心，以干湿浓淡充满变化的线条作为精神载体进行一脉相承的创作。

　　一揽子综合性的因素决定了中西绘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并非单一原因就足以改变，本文只从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出发作为探讨，试图找出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大背景下，给予双方绘画艺术发展的不同影响，并且解释何以决定了中西不同的绘画承袭路径与中心本源。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伊始，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正本溯源的文化大背景，其所带来的直接影响直至今日也依然巨大，首先，儒家所主导的是一个非一神教的世界，它十分重视基于自然过程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重视地域、血缘、关系，善恶有报的自然伦理，主张超脱自然与人之间固有的界限，在符合自然人性的基础上达到一种平和通达的的处世境界，逐渐累积出一种众人内心皆认同的社会秩序，正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便是此意。

　　这种理念传递至统治阶级以后，便会被接受儒家文化的士大夫阶层所自觉接纳，由于士大夫阶层本就是儒家文化的信仰代表与传播者，同时又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普遍会认同以自然文本作为创作主源，并借助笔墨的特性将自身精神想象与理想状态注入线条之中。

　　而西方基督教作为只有独一真神的存在，其背景是“无中生有”的创世，它对现实世界的构建不依赖任何物质与自然条件，完全凭借想象自我构建并自我解释。华夏神话中盘古、女蜗对于世界的塑造，皆有赖于自然条件，这就决定了华夏文化起始于自然，依附于自然，总体来说华夏文化是一种由外而内不断探索自我的过程。

　　而西方宗教体系则不存在任何物质和规则的约束，只有上帝一人全知、全能、全善，这就决定了它存在突破自然约束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更加宽广的视野，号召信众不断与自我的自然人性相对抗。

　　随之而来的不同是，西方对于独一真神的理解决定了它认为任何有关于地域、血缘、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都是对于信仰的亵渎，是道德与秩序的虚无之所，基督教最重要的奠基人奥古斯丁说：“宇宙中所谓的恶，只是善之亏缺而已，上帝的救赎，便是以善填满这些虚无之所，所以这些地方是要被征服的对象”。所以相较而言，西方文化背景决定了它与生俱来有很强的扩张性，是一种由内而外不断延伸的过程，与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具有极大的反差。

　　所以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所发展的艺术，一方面受制于教宗在宗教层面的文化影响，一方面受制于宗教背景下的统治者约束，一方面又受制于对外扩张下完成财富积累的商业把持，例如美第奇家族对于艺术的主导和干涉，决定了西方绘画以宗教化为中心的路径，并与中国自然山水笔墨形成强烈的反差，东方日渐走上追求通过笔墨记录自身的境界与状态，偏重于“藏”的含蓄表达，西方则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摆脱了单一宗教画的限制藩篱，但也同时继承了其对于色彩和光影效果的成熟运用，尤其是色彩笔触的纷繁与丰富，形成了东方绘画所缺少的对外表达的张力。

　　所以说，东西方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不同，酝酿衍生出了不同的绘画走向与侧重，虽然人类对于艺术的向往方向存在共通之处，但表现手法的区别，还是让东西方在色彩与笔墨两条路上相得益彰。

　　大愚，1964年生，书画家，书画学者，近年来连续刊发《人文气息与笔墨精神》、《自由自在自然》、《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等多篇学术著作，擅长结合黄宾虹五笔七墨法与徐渭笔法绘就写意山水，代表作有《万壑奇峰》、《新富春山居图》、《秋鸿》、《山水三合》，创新星空画系列《十方空间》《创世之柱》《迷踪》等，其在宏观角度对于传统笔墨的认知与理论解释，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大愚《十方空间》

　　大愚《创世之柱》

　　参考来源：1.奥古斯丁(古罗马)，《论信望爱》，许一新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33页。

　　2.施展，《枢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