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三杰”之于谦 曾在危难关头守住京城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青少年时就有报效国家之志。他家里收藏有文天祥画像，非常仰慕文天祥于国难当头时那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他撰写了赞词，作为鼓励自己的座右铭：“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膽遗像，清风凛然。”当时，国君被俘，明王朝眼看着就要重蹈宋室南迁的覆辙，他不想让历史悲剧重演，于是毅然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从八月十八日受事，到十月初瓦剌军队大举进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惊慌混乱的局面改变成为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当时明朝的“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当时通州仓积粮尚多，有人怕守卫。落入瓦剌手中，提议焚毁。
正在北京的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于谦赞成这一办法，立即奏请朱祁钰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明年五月粮预于通州取给，军人给半年。派遭都御史陈镒都督同知武兴都指挥杨节等总其事。并令“新选余丁官军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伕，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更加上粮食有了储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朱祁钰没有明确答复，群臣看到朱祁钰犹豫不决的态度，满腔悲愤，哭声震殿陛。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骂喝逐群臣，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了马顺的头发，咬他脸上的肉，怒斥道：“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群臣随着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徒宦官毛贵、王长随两人。太监金英看到事情紧急，就把毛、王从宫门的缝隙中推出来，也立时被群臣打死。过了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儿王山捆缚了来，众争唾骂。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
马顺等被打死，罪有应得，但臣下在殿庭上动武，这也不是正常的作法，因此，大臣们都感到束手无策。朱祁钰看着群臣怒不可遏的情状，殿庭上血迹斑斑的样子，感到害怕，想退避到宫里去。这时，于谦“排众直前”，拦住了朱祁钰，请朱祁钰宣告：“顺等罪当死”，殴击马顺等的官员皆“不论”。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籍其家”。这一事件起于仓卒之间，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得情势很快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挤轧得都破裂了，可见当时混乱的情况。当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经过这一番打击后，王振同党为之敛迹，于谦等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
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于谦请封镇守宣府的杨洪为昌平伯，并奖谕巡抚罗亨信等。“土木之败”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情汹惧，有议弃宣府城者，官吏军民纷然争出，亨信仗剑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斩”。也先率军三次进攻宣府，挟朱祁镇命杨洪、罗享信开门，皆被拒绝。杨、罗两人率同军民坚守孤城，“外御强寇，内屏京师”，为保卫京师立下了战功。当时，文武官员有的老弱怯懦，不能担负起抗击瓦刺的战守重任。因此于谦就大力调换整饬，积极识拔和推荐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部门。八月二十五日，于谦推荐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会同军职，守备关隘，抚恤军民”。同时命都督石亨总京营兵。石亨自阳和之败以后被贬官，但他有军事才能，因此于谦向朱祁钰推荐使之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八月二十八日，取来南京内库所贮军器三分之二以备急用。当时京军兵器十分短缺，“有盔甲者仅十之一”。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朱祁钰即帝位以安人心。这时朱祁镇虽然以监国的身份总理朝政，但却不是正式君主，这从明朝内部来说，究竟还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时总感到有些阻碍，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使瓦剌易于借朱祁镇来进行要挟。而新立的太子(朱祁镇子朱见深)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幼儿，无法执政理事。
皇太后看到这些事实，同意了大家的奏请。但当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转告朱祁钰时，朱祁钰却惊让再三，并避归他的郕王第宅。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翌年为景泰元年九月初七日，于谦推荐辽东都指挥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佐理京营九月十五日，于谦推荐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代刘安镇守大同。原来郭登一直与广宁伯总兵官刘安共同镇守大同。
土木之战以后，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军拥朱祁镇到大同城外，郭登“闭门不纳”，朱祁镇派人对郭登说：“朕与登有姻娃，何外朕若此!”郭登回答说：“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于是刘安出城去朝见了朱祁镇，朱祁镇索取了大同库金万两及朱冕、宋瑛、宦官郭敬等人的家财分给也先及伯颜帖木儿等人。瓦剌军在大同城西驻到二十三日才离去。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郭登“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土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换药”。郭登慷慨激昂地对军民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而刘安却不顾边防重任，一心想要升官，于九月初五日竟擅离大同前线奔来京师，声言“来报虏情”，并说英宗朱祁镇升他为侯。于是文武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弹劾刘安“擅离信地，径赴阙庭。素无智谋，莫救邦家之难。不由朝命，自加封爵之荣。宜正典刑，以为后戒”。
结果，刘安没有升为侯爵，却被下狱禁锢。郭登被任为总兵官后，更为奋励。他为了固守大同，不断扩充军队。他初接任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经过数年的整顿以后，“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最”。保卫大同孤城，对挫败瓦剌军起了重大的作用。九月二十二日，于谦劾管三千营忻城伯赵荣，“不赴营操练，以致军容不整，纪律全无，士卒喧哗，行伍错乱，请治其罪”。朱祁钰命法司禁锢赵荣，并以都督佥事孙镗代领军务。九月二十七日，朱祁钰接受于谦的建议，命监察御史白圭、李宾等十五人“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壮，就彼卫所，量选官旗兼同操练，听调策应”，充实和加强军队的后备力量。
同日，命户部主事陈汝言等往宣府、东昌、德州、河间等卫，对达官达军“每人赏银二两布二匹，各令安分守己，毋或生事扰人”于谦在这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尽心竭虑，从各方面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当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经过于谦的这一番整顿以后，京师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增强，“大小关隘，但可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朱祁钰也完全信任于谦，有人因此而攻击说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辩白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