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 汉武帝最后死于巫蛊之术
巫蛊大案,导致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
那么,什么是巫蛊呢?
“巫蛊”二字,在中国汉朝之前的典籍上没有记述。有人认为《易经》之中的“蛊卦”和巫蛊有关系,完全是牵强附会。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通假,和巫蛊的“蛊”全无关系。
蛊,蛊惑也。蛊,其古音和“鬼”字通假,所以《说文》中记载:“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同时,蛊还通“诅”,诅咒之术也。可以这样说,“巫蛊”,乃巫鬼之术或者是巫诅(咒)之术。
《汉书》记载说,“巫蛊”起自胡巫,是从匈奴传到中土,也非常有道理。因为匈奴民族信奉的萨满巫术,和史书中记载巫蛊术操作方法非常近似,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名字,生辰八字,然后装神弄鬼一番,施以魔法和诅咒,最恨将木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附近。经过这样的魔法巫蛊,信者就认为,被诅咒者的灵魂即可受控制,他的性命就能掌握在施法术人的手中。
自从战国晚期开始,由于当时战乱导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使得匈奴萨满巫术渐至中土,逐步流行,无论是下层百姓和上层王公贵族,皆对巫术深信不疑。
武帝继位之初的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也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过刚刚得武帝宠爱的美人卫子夫。武帝发觉后,就把昔日金屋藏娇的表妹皇后废黜,受此事件牵连,被杀的女巫和宫人多达300人。但当时的巫蛊案件,仅限于皇宫内廷,对于国内政治影响很小。
武帝征和元年冬天开始的巫蛊之祸,影响就太大了,甚至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甚众,而且都是与皇族有关的公卿大臣,甚至包括了皇太子刘彻、皇后卫子夫,丞相公孙贺、刘屈氂,诸邑、阳石二公主,以及三个武帝皇孙,而牵扯入内的公卿大臣,更是多而又多: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等。汉朝政治中心的都城长安,也在此次重大政治动乱中流血成渠,平民死伤数万。
巫蛊之祸,成为武帝晚年空前的一场政治乱局,对日后的大汉朝运祚影响深远。
宋朝大文士洪迈在其《容斋续笔》这样评说道: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武帝居建章宫,亲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闭长安城门,大索十一日,巫蛊始起。又尝昼寝,梦木人数十,持杖欲击己,乃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两事可谓异矣。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谪见於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衞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衞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谮也。
逐本寻源,巫蛊之祸也有它的“科学”解释。
武帝天汉年间,汉朝国内疫病大流行,连霍去病这位天下无双的青年英才,也都在这场汉朝大疾疫中得病而死。这种疫病的最初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匈奴所致。当然,并非匈奴萨满巫师多有能耐能把人咒死,但他们行动后果,导致了疾疫的发生和流行:匈奴萨满巫师指导匈奴军人,将病死的牲畜埋到汉军经过的水源上方,或者将未死的受传染的疫病战马驱赶到汉军军营内,最终造成汉军人马染病。
这种因死马死牲畜造成的病毒,随着汉军的最后凯旋归来,被军人带到了长安等地,造成了疫病在都城和附近地区的大爆发和大流行。
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变种的许多病毒都束手无策,更何况当时科学很不发达的汉朝呢。时人迷信,就把这种致人死命的疫病归结为巫蛊诅咒。为此,年老体弱的汉武帝,更是疑心四起,加之他本人晚年也可能受病毒感染,更加深了他对巫蛊的恐惧。
所以,巫蛊之祸这个历史谜团,其实也不是很难解:主因是汉武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次因是匈奴人最早的“生物病毒细菌战”,辅因是他平时服用的导致幻觉发生的“神仙大力丸”,种种相加,大灾难最后来临。